为了减少美军伤亡,促使日本尽快投降,从而避免苏联插手远东事务,美国借《波茨坦公告》宣示了新的“无条件投降”原则,这个原则的本质已经变成了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而日本国家则是“有条件投降”。
1945年8月20日,日本陆军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中将飞往菲律宾马尼拉,几天后他返回日本,带回了正式签署的投降文书之副本,此外并有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的第一号指令。在这份指令中,麦克阿瑟规定了军队无条件投降的实施具体办法,停止全部国内军需工厂的生产,迅速解除军队的武装,撤去军事设备,停止飞机飞行等等。当时的内阁对关闭工厂一项颇为踌躇,因为按照规定,稍与军需有关的工厂,必须全部停工,若按日本式来理解,那么几乎全国工厂都得关闭。最后内阁为忠实履行投降手续,不节外生枝,全部执行。打了几年腹稿的美国战后政策终于在日本落地。
太平洋战争一开始,美国民众就没有把目光局限在眼前的战事上,他们坚信美国强大的工业和经济实力足以保证战争的胜利,现在应该必须考虑如何确保战后世界的和平。因此,美国舆论界在开战后不久就开始对战后世界秩序进行规划,提出了一系列的战后安排方案。
1942年3月到5月,美国拿出了战后政策的最早官方版本,助理国务卿戴维斯领导下的战后对外政策咨询委员会下设的安全问题小组对日战后处置问题展开了几轮讨论,最后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要求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建议。这是无条件投降原则第一次被提出,目的是根除德日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基础,而瓦解德日法西斯也是美国主导重建国际秩序的要点所在。日本对盟国无条件投降和放弃所有占领地的要求惶恐万分,这样的条件实际上意味着日本的国土范围回到明治维新以前的状态,也就是说日本近代以来的所有“成就”将被一扫而光,因此,日本当局决定即便最后被迫投降,也绝不接受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并以此为目标进行了一系列外交准备。
副国务卿对“无条件投降”持异议
在美国内部也有一些人对无条件投降原则持有异议,如国务卿赫尔和陆军部长史汀生等,在这些人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前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格鲁曾担任过lO年的驻日大使,是美国国内著名的“日本通”,他的日记《使日十年》被作为研究美日关系的重要资料在中国出版。二战爆发前,格鲁就多次对日本即将发动的进攻向国内发出警告,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他被日本扣留,之后被遣送回了美国。格鲁认为,无条件投降原则忽略了日本政治结构的特殊性,即天皇制问题。如果美国按照一般性的解释对日本执行无条件投降原则,必然会指向废除天皇制,但这样将难以保障日本投降的有序进行,他说“我很清楚地知道,到了日本应该投降的时候,只有天皇能促成其实现;也只有他颁布诏书,即日本人所认为神圣的文件才能使投降生效”。同时,他认为保留天皇制也能使日本在投降后得以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他在1944年4月写给赫尔的备忘录中写道“企图废弃或撇开天皇制度,据我判断,只会妨害我们实现我们的最后目的,如果我们坚持这样做,这种决定只能引起混乱”。
当时,美国国会和民众正处于严惩日本偷袭珍珠港卑劣行为的强烈情绪之中,对日作战也尚未进入最后阶段,因此,格鲁并不急于道出自己的看法,1944年12月,格鲁被罗斯福提名为副国务卿,在向参议院进行的陈述中,格鲁说“我从来没有表示赞同战后保留日本天皇,也没有表示赞同战后废黜日本天皇,我想等待和观察,我相信这将会成为简单的常识”。
尽管国内存在着不同意见,罗斯福仍始终坚持着无条件投降原则,鉴于日本败局已定,美国于1945年2月7日出台了题为“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文件,用以明确美国内部各部门在日本投降时和投降后的职责和权限并协调美国和其他盟国间的行动,该文件包括了五个附件,其中明确规定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书要由日本天皇和帝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签署。
“无条件投降”本质发生变化
罗斯福去世后,副总统杜鲁门接任,这也直接引发了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杜鲁门上任后短短几周,德国就投降了,因此,他在德国投降问题上没有费多少力气,于是,日本投降问题就成了唯一由杜鲁门亲自主导的外交议程,他也因此对这一问题格外关注,特别是在减少美军伤亡和扩大美国战后利益方面。杜鲁门对外交事务不熟悉,他比罗斯福更加倚重外交人员,这就加大了已经成为全盘负责远东事务的副国务卿格鲁的影响。同时,在处理德国投降和分区占领问题时,苏联与美国的矛盾日益升级,甚至已经超过了盟国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杜鲁门就说“在今后世界上,自由世界和苏维埃世界的竞争将压倒一切”,因此,美国对待日本投降和占领问题时展现出了与对待德国截然不同的态度。
5月28日,格鲁在与总统特别顾问塞缪尔·罗斯曼会晤后,提出了一个向杜鲁门汇报的备忘录,再次提出了保留天皇制的问题,他特地强调这样做是“出于减少美国人牺牲方面的考虑”,这次他明确指出“对于日本人来说,无条件投降的最大障碍是他们认为要摧毁或者从根本上废除天皇和天皇制”,基于这样的理由,美国应该“给他们一点暗示,允许日本人在战后自行决定自己国家的政治体制”。这个备忘录击中了杜鲁门希望减少美军伤亡的要害,还突出了保留天皇制将扫清日本投降的障碍,也就是说可以促使日本尽快投降,从而避免苏联插手远东事务,杜鲁门对这样的建议非常满意,表示这“似乎是一种真知灼见”。
允许日本保留天皇制的条件也很快得到了美国军方的认可,但美国并未立即向日本宣示新条件,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尚未做好对日本全面进攻的准备,原子弹的研制也尚未完成,如果这时拿出新条件被日本拒绝,美国难以很快以军事手段做出应对。基于这种考虑,6月11日,美国出台了“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文件,仍旧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此后将由盟军最高统帅行使日本帝国国内和国际事务权力,天皇的宪法权力将被中止,日本政府的职权也将由军事占领当局代行。
7月16日,原子弹实验成功,美国终于可以安心向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了,26日,《波茨坦公告》发布,值得关注的是,这份公告没有涉及天皇制和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而“日本政府必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和“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等内容明确规定日本政府是执行日本投降和维护日本战后秩序的主体,不但明示无意摧毁日本政府,还透露出战后将采取军事占领与间接统治结合的方针,这里的“日本政府”显然只能是天皇政府,美国正是借此公告宣示了新的“无条件投降”原则,这个原则的本质已经变成了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而日本国家“有条件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