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我们家的招女婿

　　赵廷龙（我们还昵称他巨鹿路娘舅）说：“虽然只是这么一件小小的推荐到电车公司的小事，我一直记得你外公。”后来我从江西农村被推荐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课余时间成为他家常客。他跟我讲述了种种因为受到“四人帮”迫害而遭到的磨难。虽然从秦城监狱放出来，但因为长期的监禁和寂寞，一出来的时候连讲话都讲不清楚，牙齿也全部掉光，后来身体一直不好，最后生骨癌而去世，可谓壮志未酬。

　　说起外公，就一定要说一说我们家的招女婿。

　　我家有兄弟姐妹四人，我最小，上有两兄一姐。1953年，我出生在昌平路434号的二楼后楼，是由我们的邻居“好婆”接的生。据说她用我家那把裁衣裳的剪刀剪断了我的肚脐，我就呱呱坠地。一看是个男孩，外公非常高兴，过了几天就给我到江宁路派出所去报了一个出生户口，名字么，他想也没有多想，取名叫“王小弟”。

　　我父亲吴伯毅则是江苏吴江七都镇吴溇村一个中农的儿子，粗识文墨，17岁到上海布店学生意，满脑子发财立业的思想，希望有一天事业成功，光宗耀祖。但是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要想发财谈何容易，一没有本钱，二没有后台，更重要的是我父亲根本不是生意人。我父亲有的只是一副堂堂相貌和一副好交朋友的侠义心肠。于是吴江的同乡朋友就帮他介绍到我外公家。我外公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平时视为掌上明珠，取名“玉英”，心中不想把我母亲嫁出去，找个招女婿进来养养老。于是我父亲就这样被看上了，成为我外公家的招女婿，他们婚前大概还有了协议，从此生出来的孩子只姓王，连父亲也改名叫“王玉生”。

　　外公给我报好户口之后，晚上，我那在已经华义毛刷厂工作的父亲吴伯毅回到家，外公若无其事地把报了户口一事讲了出来。

　　想不到父亲听了后，立刻暴跳如雷，说：“我已经当了你们王家的招女婿二十几年，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姓你们王家门的姓，现在是新社会了，没有招女婿了。我有了这个小儿子，他一定要姓吴。不能再姓王了。”我外公封建思想非常严重的，岂能相让：“你当时进到王家，讲好就是招女婿，只能姓王，你自己的名字也已经改姓王了，怎么能改姓吴？”两人互不相让，一个要我姓吴，一个要我姓王。我父亲后来放出狠话，如果这个小子再姓王，老子今天不要他了，说着就跑到后面厨房去拿菜刀。

　　当时全家吃饭是在楼下客堂间，围坐在一起的也都是一些亲戚，大家一看事情不好，要出人命了，纷纷上来劝说，抱住我父亲。我父亲这口气压了20年，无法控制地说，这个儿子一定要姓我吴家，要接我吴家的香火，否则大家不要活了。当时生我的时候，我母亲已经45岁，我父亲48岁，我是么子。而我的大哥则比我大20岁。

　　我大哥在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参军，在华东军政大学读书两年后分配到济南军区的坦克部队担任文职军人，驻防在徐州。他算是我家第一个在革命队伍上的人，很快就入了党。那个年代的共产党威信非常高，为了这个最小的男孩应该姓什么，差点也发生人命，于是一众亲朋好友都说，你们的大儿子不是在部队上的吗？何不问问他？我父亲一听有理。现在既然是解放了，是新社会了，就没有什么招女婿的规矩了。于是大家突然想到了家里还有个共产党，我的大哥。于是就劝我父亲和外公，你们不要再争执了，这件事要问问阿昌，到底他是在队伍上的，是共产党的人，现在新社会了，要听听他的意见，这个最小的弟弟究竟姓什么好。

　　于是我父亲郑重地为此写了一封信到徐州，将这件事的始末告诉大哥，当然跟外公动刀子的事情，他就没有说。

　　果然，我大哥很快地回信了，要他转告外公，他支持我父亲的想法，解放了，新社会是不作兴什么招女婿的。而且到目前为止，王家门已经有两个儿子姓王，可以接香火了，最后的小弟弟就姓吴吧。并且还建议，我们家的男孩都是“琦”字，现在生活很幸福，就叫他琦幸。

　　这场差点要出人命的吴琦幸姓氏危机才算解决，我父亲共有三男一女，到现在总算有了一个继承吴家的香火，他也就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