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婴先生走了。

　　知道这个消息时，我在朴树演唱会的现场。音乐柔软，灯光暧昧，我多少有点不情不愿地跑出场馆，给先生的夫人、老友和后辈一一打电话。大家都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大家都很难过。难过的，不仅仅是我们失去了中国唯一获得过“高尔基文学奖”的翻译大家，更是再难有人如此反复推敲、不断修改，几乎以苛求的姿态，使自己的译文忠实、准确、流畅、传神。

　　打完采访电话，我站在风里，很难过，也很困惑——我们还会有下一个草婴吗？

　　我的小伙伴朱绩崧是一位大学英语教师，这个高三就立志文学翻译的人，这个曾经自诩为全中国最优秀的青年文学翻译工作者的《英汉大词典》新主编却说，自己如今从不看文学翻译，也决不会给出版社再做文学翻译。据说他当年完成第一部翻译作品用了一年半，每天起早贪黑工作十数小时。如今放下这般狠话，我想也许是，爱之深恨之切吧。但他纠正我说，收入太低，水平太差，“很多译本根本没办法跟原文放在一起，市场已经完全被搅乱了。”

　　于是，我跟其他还在从事文学翻译的小伙伴了解了一下“市场”。约摸千字四十块到一百块不等的翻译费实在是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这还没算上冗长的出版和结款周期。也就是说，一个成熟的翻译工作者，在基本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完整翻译一本二十万字的书，需要一年。顺利的话他在交稿后一年能够收到一万块钱上下的稿费。而这一万块钱，如果做同声传译只要一个小时，即便是便宜不少的商业类笔译，也最多只须十个小时。

　　世界那么大，发展那么快，我们都知道文学翻译的重要性，却也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行业人才流失，地位陡降。如此恶性循环已十余年。于是，翻译家协会开会的时候，大多青年翻译工作者都另有一份光鲜的职业，或在外资律师事务所高就，或是广告公司的策划总监。文学翻译只能是爱好，否则，“你知道么，我翻译的一部话剧，十年以后终于上演了，看得我老泪纵横。”听来也嘘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