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题一：法律如何保障？

　　“造个违法建筑三四天，拆个违法建筑三四百天”，现实中，面对违法行为，我们的执法部门常常很无奈。虽然，去年“上海史上最严”的拆违新规——《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违法建筑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出台，明确执法部门可对在建、新增违法建筑采取快速处置程序，但老百姓最深恶痛绝的，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往往是那些历史存量，对于这些城市管理中根深蒂固的“老大难”，我们的法律是不是也能简化相关流程，让执法者“真能作为”“敢于作为”，使“五违”整治更有力、更快速、更高效。

　　据测算，一亩地的“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成本高达数百万元，但让人“胸闷”的是，这许多调配各部门资源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专项资金，却有很大一部分流入了违法者的口袋。

　　他们在通过违法手段赚取一大笔“黑心钱”后，还能凭着所谓的“租赁合同”，狠狠敲上政府一票。因此，我们期待法律真正让违法者“一无所有”，让造成问题的“始作俑者”承担“最严重的后果”。

　　思考题二：制度如何保障？

　　今年，在上海的“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中，我们总能看到市委市府领导的身影。在这样的“高度重视”“高位协调”下，各项工作得以高效推进。诚然，“老大难”确实需要“老大”关心，但社会转型、民生保障等一系列问题也等待着市委市府的关注，“老大”的眼睛万一没盯紧，我们的制度是否能推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常态化、长效化的车轮呢？

　　从当初上报的“9区县11块”整治区域情况看，在难度和面积上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关键是，我们的制度没能“逼”一些基层部门摒弃“说了要干，少说少干，不说不干”“畏难怕苦”的“惰性思维”。

　　我们必须尽快建立一整套“管得住人、推得动人”的工作制度，让人因“激励”敢于作为，让人因“问责”不敢逃避，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注入可持续推进的不竭动力。

　　思考题三：利益如何保障？

　　在采访中，相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排查和梳理，他们发现“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重点区域，几乎都是2000年以后出现的。

　　以沪上出名的“都市黑臭村”——许浦村为例，2001年至2007年它曾连读7年被上海市政府评为市级文明村。那么“小桥流水人家”“水清岸洁树绿”的一派美景，为何在短短几年间荡然无存了呢？

　　问题在于“农业没钱途，管理只图钱”，村里和农民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将土地私下转租他人，农田里“不种粮食，只种房子”。但万万没想到，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排污、违法经营、违法居住，虽然鼓了他们的腰包，却又让他们被“没法过日子”的脏乱差紧紧包围。

　　于是，农民们反复投诉，有关部门加大整治。但几年后，当满目的绿色带不来大把的钞票时，地里的庄稼是不是又会变回成排的违建呢？！

　　“整治——破坏——再整治——再破坏——再整治”，要想让“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避免陷入这样的尴尬，就必须让农业有钱可赚，让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最低程度上，也要让农民觉得生活安定。

　　面对这些“治本”的紧要事，我们的管理者当思之。　　　　　　　　本报记者 钱俊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