掰开手指算算，已经过去50年了。

　　父亲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从部队转业，全家随之从南京搬迁过来，在市委机关事务管理局的统筹下，家就安在现在永福路上的“伯乐大院”。其实，当时我家周围的小学有三四所，肯定是因为某种原因吧，姐姐最终被安排进了离家最近的淮一小学，而我，则进了于我今生今世无法割舍的高安路第一小学，校舍距离我家也就七八分钟的路吧。

　　转学过来时我已经是四年级了，少先队红领巾关系是外校转过来的。当时的班主任叫应秋蝉——一位平日看上去不苟言笑的近40岁的女教师，第一次见面就看得出挺喜欢我的，因为屁股还未坐定，左胳膊上就被她挂上了“一条杠”。虽然杠比以前少了一条，但牌牌是塑料的，含金量高，红白特别分明，我喜欢！

　　那时的上海远不如现在这么嘈杂，没有尘土，更没有雾霾。大家知道在那个“学雷锋”的年代，道德风气特别好，哪里看得见骗子，治安情况比现在好得多了，加上那时马路上空空荡荡，外来人不多，多的只是自行车，车上的人还老远就按铃提醒着你，小学门口几乎看不见接送的家长人群，孩子们也一样安安全全、开开心心。

　　那时上学根本不用起早，因为60年代的中国小学生课程少、作业更少，所以我们的书包很轻，一个个斜挂在身上，走路时还晃荡晃荡的，足以羡慕死现在的孩子们了。那个年代没有手机和MP3，加上严厉的班主任又是语文老师，所以我一路上总是逼着自己背诵一些刚学完的现代散文或唐诗宋词，久而久之，倒真的把自己的文科底子给打扎实了！当然也不总是这样，偶尔无聊，我还会数数自己上学的脚步。从我出弄堂口到进校门，记得要走一千来步吧。说了大家不信，好多次我竟然能做到精准得“一步不差”，真能笑死自己。

　　应老师平日对我们这些孩子的思想品德教育非常重视，经常会在班务会上表扬好人好事，被点到的同学自然是得意洋洋。班级后墙的黑板报上，永远保留着一块“好人好事”专栏，记载着昨天谁谁谁做了什么好事、今天某某某又行了什么善举。那时好人好事多半发生在课余时间，机会也多半发生在成群结伴的放学路上。做好事是提倡不留名的，可是不留名又怎么上得了那块梦寐以求的黑板报？

　　尽管已算是高年级同学了，但放学后，学校还是规定我们必须根据班主任计算的回家路线分组排队离校。若有同学到家离队，彼此间还必须行完少先队礼才能分手。途中，大家都会有意无意地留意身旁的事，过街扶老人、下雨天给低年级同学撑个伞……虽然这些都是小事，上不了专栏，但大家依然个个都抢着做，争当好学生。记得有一次在路边拾得一只簇新的自行车铃盖，为了谁先发现的问题，几个同学竟争得不可开交，最后这事还是上了黑板报，因为没提我邻桌的名字，竟足足令他郁闷了一个星期，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时的我们一个个真的是单纯得可爱至极。

　　上学的路虽短，却须途经三条马路：永福路、湖南路和高安路。老上海习惯称这一带是上海的“上只角”。这三条马路有着几个共同的鲜明特征：没有公交路线，走着走着，路边冷不丁地就会冒出一栋老式洋房别墅，街道两边是一排排整齐而茂密的法国梧桐树。每到秋天，这三条路的两边围墙后面还会散发出浓郁而甜美的桂花香气。深秋季节，更是满地落叶，一片沧桑！这一切，足以令路人陶醉其中。试想，上了一天的课，已经头脑昏沉的我沿着这样的马路漫步回家，该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啊！

　　高一小学那座三层楼房几十年来就这样被这一独特的环境所包围，不知道是这环境的独特造就了高一小学的优雅，还是高一小学的优雅更增加了周边环境的美妙，反正高一小学就是这样令人难忘，不仅是她的楼宇和操场，还包括在那里辛勤工作的老师们，当然，还有这条上学的路！

　　后来，我毕业了，被分配进了黎明中学，开始了后面的人生故事，走上了律师道路。

　　再后来，我的大女儿也沿着这条上学的路进了高一小学，十分幸运的是，校方安排的班主任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后来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她叫俞文岚。俞老师足足带了她们五年之久！更神奇的是，十一年后，我的小女儿也进了高一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竟然又是她！

　　我先前走过的这条上学的路，大女儿接着走过，小女儿还跟着走，我想，也许这就是我与高一小学结下的不解之缘吧……

　　十日谈

　　记忆中的学校

　　老师的大手如母亲般温暖。请看明日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