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我们隐蔽战线卓越领导人陈赓等有着密切的交往联系，他曾想写反映艰苦斗争的长篇小说；在1934—1935年间，鲁迅通过吴奚如，为中央特科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被陈赓称为“特殊的情报员”。

　　鲁迅与隐蔽战线的领导人陈赓等同志，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

　　1936年6月中旬，上海，在通往北四川路梁园的街道上，穿行于人丛内急匆匆走着个精精瘦瘦的青年人。他名吴奚如，是中共中央在上海“特科内一名密员”。他对外身份是青年作家，党内是“特科”的政治和军事兼备的骨干。他这天是去梁园赴会的。鲁迅先生邀了朋友办了个座谈会，邀请吴奚如参加。

　　鲁迅先生与吴奚如交谊笃厚是有历史原因的。

　　1934年以前，鲁迅和共产党之间，主要是通过周扬联系的。但后来，田汉、阳翰笙、穆木天相继出事。南京城大演的“国防戏剧”被国民党反动势力统治宣传所利用。这些都牵涉周扬。中央特科决定安排吴奚如具体负责与鲁迅的联系。从此，鲁迅不再与周扬等发生直接联系，有事都及时同吴奚如联络。

　　两人的交往演绎着一段鲁迅为特科工作的佳话。

　　鲁迅和我们党隐蔽战线的传奇英雄、卓越领导人陈赓以及瞿秋白、冯雪峰等同志有着密切的交往、联系。1932年5月，鲁迅在上海结识了因腿伤而住院治疗的陈赓将军，鲁迅几次到病房、住处秘密探访陈赓，其间，他听到陈赓将军讲述了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边区反“围剿”以及秘密斗争的许多故事，激动不已，立即向陈赓索取了相关的油印材料，决定写一部《飘落的红云》，其篇幅约15万字，歌颂红军艰苦战斗、隐蔽斗争的小说。瞿秋白读了开头部分认为：“虽是小说，却颇真实。”

　　1952年，冯雪峰发表长篇回忆录《回忆鲁迅》，最初谈到陈、鲁会见。陈赓与上海同志谈到红军战争的激烈、艰苦和英勇、秘密斗争的复杂性，听的人都认为要超过《铁流》（前苏联战争小说）所写的，提议说要是有个作家写下来多好，大家都想到了鲁迅。在中共中央工作的朱镜我，将陈赓所说的战争情况油印成材料，交冯雪峰送一份给鲁迅，请冯与鲁迅约谈，能否由他写成小说或报告文学。鲁迅并不拒绝，说：“看吧。”据冯雪峰回忆：“几天后，鲁迅还请许广平先生预备了很多菜，由我约了陈赓和朱镜我同志到北四川路底的他家里去，请陈赓同志和他谈了一个下午。我们吃了晚饭才走的。”此后，鲁迅酝酿了一个时期，说“写一个中篇，可以”，他还一直保存着那些油印材料，但终于没有写成。

　　当年冯雪峰的《回忆鲁迅》一书，风行一时，有位张佳邻先生采访了陈赓并写成《陈赓将军和鲁迅先生的一次会见》，在1965年的《新观察》杂志发表。陈赓回忆：他是由冯雪峰陪同他一起到鲁迅家里的。“鲁迅那天兴致很好”，“直到深夜才离开”。“他本来约我再去谈一次，我也答应了愿意再去一次，可惜不久我就被捕了，从此再未得见鲁迅先生。”

　　当时，楼适夷作为冯雪峰的下线，陪同对方一起去鲁迅家里的。因为地下工作的严密纪律，他陪同陌生人去鲁迅家，如组织上没有告知，是不可以随意问的。几个人谈话间，楼适夷当时就坐在旁边。后来，楼适夷被捕了。他在监狱里听到鲁迅逝世的消息，就流着泪，写了一篇《深渊下的哭声》，设法传到了监牢外，发表在党的地下刊物上，后被编入由许广平、胡风、萧军等人编辑的1937年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文中记述道：

　　……对于血火中的新中国的创建，先生的关心是无限的。每次有人从那些遥远偏僻的战地中来，先生常常请来打听真实情形，整几个小时倾听着，不觉有丝毫的疲倦。有时要求讲的人画出详细的地图，有时叫旁边的人替他记录下来。我们很久就知道他要写一部用革命斗争作主题的长篇，乃终不能完成，真是多大痛事。

　　这段文字所描写的，就是他陪同陈赓会见鲁迅的事。

　　后来鲁迅突然接到母亲生病的电报，返回北平探望后，他又应几所高校邀请讲学。年底到了上海，适逢宋庆龄、杨杏佛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参加策划还当选为执行委员，杂事缠身，忙得不亦乐乎。鲁迅这部关于红军的长篇小说虽然未能完成，但和我党特科的传奇人物陈赓、冯雪峰等同志有了秘密交往。

　　自1934—1935年间，鲁迅通过吴奚如，为共产党上海中央“特科”提供了许多重大的情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央迁往瑞金及红军长征后，有几个失掉了组织联系的红军高级将领，还有党组织受到破坏的一些外省干部，跑到上海找党的关系，写信给鲁迅先生。鲁迅把全部信交给了吴奚如。鲁迅说：“你们得千方百计想办法啊。我看过每一封信，心情迫切，真难得一片赤诚忠心哩!”吴奚如把信全部交给陈行健，把鲁迅先生的话也一一转告了党组织。不久，这些写过信的同志都找到了党组织。

　　（明见B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