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满眼肃杀，我却觉得春意盎然。七年阔别，励天予先生又“回来”了。师妺亚文把父亲的书、手稿、信件赠我，抚着留有手泽的旧物，我似“走”过先生的一生。

　　先生原名咸铨，1913年生于浙江鄞县。父亲曾官至解皇粮赴京，但方正清廉，仅购置薄田四亩、山林五亩维持一家生计，家训是“积德泽及子孙”。长兄为洋行经理，自学英语可做翻译，却布衣素食。先生受父兄影响，少时勤奋好学，得长姐拼力培育，到上海读书。

　　先生品学兼优，被社会学家严景耀发现，资助考入沪江大学。1937年6月26日，先生在沪江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毕业，证书编号为45605，上有校长刘湛恩、文学院长林立毛笔签名并盖印章。校章中有“信义勤爱”四字。先生感恩严景耀雷洁琼夫妇，立志投身慈善事业。他不忘师恩，在刘校长诞辰100周年时特撰文纪念。我向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金福安先生推荐，后刊报上。

　　毕业后，先生在工部局福利处从事儿童救济及教养工作，指导全市儿童教养院业务。后在善后救济总署上海分署任职。1946年冬，他发现仓库里堆着几百万袋美国面粉及大量棉衣食品，而满街难童无人过问。他连续上书有关部门“救救孩子”，上海市长、警察局及联合国救济总署为之感动。在各方支持下，他率沪上42家福利机构，备有篷的运输车由警察开路，日夜巡查街巷，将流浪儿送往儿童教养院，一个冬天救4000多苦孩子免于冻馁而亡。此事被报纸刊出，联合国救济总署署长当众表扬。先生名扬沪上，后得全额奖学金被推荐去哥伦比亚大学深造。

　　1998年的“哥大”校报上有先生45年后重返母校的照片。介绍他1947至1949年在校读研究生，获社会学硕士学位。文中说，当时旅美地下党组织读书会，鼓励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他断然回绝了联合国的聘请，放弃继续读博士，于1949年8月回国在沪江大学当社会学教授。1950年7月4日，他收到赵朴初亲笔信，受邀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执委会委员，辅导全市福利工作，接收教会的儿童教养院。1951年社会学在全国范围内被撤销，先生从此屡遭厄运。

　　1953年他来行知中学，后成了我高一时的语文教师，直到被错划右派。在美丽的校园里，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励先生是一道温润的清流，至今滋润着我的心田。他每月给学校的孤儿同学零用钱，工资被降5级依然给。他冒着风险为我们如实描述美国，那个国家很先进，人们生活安定，讲文明，即使乞丐也不赤脚。他教我们西餐礼仪、喝咖啡规矩。他说吃饭不仅为填饱肚子，而是人品展示。这些，后来成为他的罪状，资助孤儿也被称是“资产阶级人性论”，但对我，是终身难忘的做人教育。

　　1978年他重做教授。交大、华东师大、社科院、大百科全书……一叠聘书记录了拨乱反正后他的足迹，直到81岁他才不上班，但仍担任博士生导师。2008年先生去世，享年96岁。离别时刻，我朗诵他教过的诗“天上的街市”为他送行。

　　如今，先生只剩下这一大堆书、几箱文稿。它们诉说着一位社会学家壮志未酬的遗憾，报国无门的辛酸，更多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九死一生却无悔的爱国情怀。面对发黄变脆的旧物，我没想过它们该向何处去。我只知道，我要为他保存好这些东西。那是一座无言碑，上面只写着一个大字“爱”。梧桐叶飘过窗前，我的眼前是金灿灿的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