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逐渐演变为租界　　 

　　上海经历千年的历史，宋元以降，仰仗其独特的地缘和以港兴市的优势，航运业及海上贸易独占鳌头。然而，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上海却是在开埠以后出现，将这座滨海边陲的城市她推向了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乃至冲突的风口浪尖。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的11月14日，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漂洋过海来到了上海，并与上海道台宫慕久达成协议，宣布上海于本月17日正式开埠。最初，英国领事代表处的人员是租借城内民房居留的，当时鸦片战争结束不久，中国官员一方面仍以大清帝国居高自恃，另一方面又怕与洋人关系处理不妥而发生争执，对自己的官位不利，因此也希望能划出一块土地作为洋人的“居留地”；而英国人发现上海城内土地狭小，不宜发展，遂以“华洋杂居”会引起冲突为由，要求划出县城北面的黄浦滩，作为外国人居留地。1845年11月29日，上海道与英国领事签订《上海租地章程》，正式承认从洋泾浜（今延安东路）至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之间的外滩，作为英国人居留地，1848年和1849年，美国和法国也以相似方法，取得与英国人相同的待遇。

　　就是这种“居留地”，后逐渐发展演变为租界。1846年英国人组建道路码头委员会，作为租界的市政组织和管理机构。清咸丰四年（1854年）7月11日，租地人召开会议修改《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将原仅限于道路码头建设和管理的道路码头委员会，改组为工部局，并由工部局组建巡捕房，从此工部局就成为租界的最高市政机构。清同治元年（1862年），法租界也设立公董局，作为法租界的市政组织领导机构。

　　上海城北一带就由一片荒滩洼地魔术般变化成为洋楼耸峙、工厂林立、道路纵横交错。租界内店铺繁多，商品丰富，往来行人，毂击肩摩，有记载云：“互市以来，繁华景象日盛一日，停车者踵相接，入市者目几眩，骎骎乎驾粤东、汉口诸名镇而上之。来游之人，中朝则十有八省，外洋则二十有四国。”租界的繁荣和稳定吸引了大量中外人口，而成为五方杂处、华洋杂居的洋场。

　　“穷奢极丽筑洋楼，亘古繁华第一州。行遍申江三十里，令人过去又回头”。随着租界的扩大与发展，上海租界成为当时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最先进、交通通讯最便利的地区。人才、技术、资金都在这里汇集，从而成为上海经济繁荣、城市发展最重要的促进因素。相形之下，原来号称“万商云集，百货山积”的“老城厢”南市，由于外濒黄浦，内遁城垣，地窄人稠，道路交通不便，以致稍挟资本之商皆舍而他顾，日益凋零萎缩。

　　因当时中国人称洋人为“夷”或“彝”，所以城里的华人称租界为“夷场”或“彝场”；又因租界原大多为城北的坟地，于是也称之为“北邙”（意思是取洛阳北邙山是坟地）、“北里”或“北海”。清咸丰三年（1853年）上海县城爆发小刀会起义，城内的不少百姓进入租界避难；1860年后，太平军东进攻占苏南、浙北的大部分地区，又有大批苏南、浙北的难民进入租界。大批难民进入租界打破了原来“华洋分居”的局面，也使租界在短期内人口激增，增加了大量游资和廉价劳动力，租界的经济和市政建设得到较快的发展。同时，租界不受中国政府约束，而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生活方式也最先传人租界，于是租界内形成了一种与中国传统不同的生活方式。

　　人们在这种“与华夏本土传统迥然不同的社会生态环境”看到了什么呢？王韬在1848年曾这样描绘他在上海外滩看到的景象：“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滨浦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同样令上海人惊叹不已的是租界的道路。翻开当年游览“洋场”的中国人的笔记、日记，常见“街衢弄巷，纵横交错”，“道途平坦，商户整洁，堤岸桥梁，修筑坚固”，“舟车填溢”，左右“树木森茂而齐密”之类的赞语。由于规划、勘察、施工、材料设施的近代化，租界的道路从各方面体现出新型城市的风貌。车道、行人道的石勘分隔，马路界桩的设置，使道路的安全宽阔有了保证。道路始终保持平坦洁净，无尘土飞扬。沿途遍植行道树，每树相距四五步，垂柳白杨葱郁成林，法国梧桐夏季遮阴，寒带松柏四季常青，还有街心花园，灌木花草，更使人赏心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