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获得“外国友人赞扬”，至今仍是一些工作成效大小的生动指标。能够获得外国友人赞扬的工作，检索下来，近两年来包括给外国人带路、指路，带外国人观赏美景、开幕式，品尝美食，等等。

　　在古代的各种典籍中，外国人在中国的各种体验和感受，很少被记录下来，获得“外国友人赞扬”之类的话更是绝无仅有。这其实不难解释，盖因近代以来，骄傲自信的中国从外到里，被强悍的外邦一步步击败，百事不如人，危亡之际，自信全无。在废墟上重建文明就是模仿学习强国，那些在其本国的各色人等，哪怕是引车卖浆者流，一进中国，俨然导师，他们“赞扬”与否，似乎比一万个中国人的感受还重要。

　　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虚心学习乃天经地义，但四处宣扬一些事关民生福祉的事业获得“外国友人赞扬”，似乎有些过了，如果此间又不把本国普通人的感受加以认真考虑权衡，这样的学习有多大意义？

　　战国时代也存在国与国之间相互借鉴经验的问题，韩非子不反对借鉴外国经验，但认为如果借鉴不当，危害更大。苏代批评齐王不信任大臣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且说苏代代表齐国出使燕国，感觉如果不能给燕国的相国子之实际好处，外交事务恐怕会办得不顺畅，连赏赐都得不到就可能灰溜溜走了。于是见到燕王时，苏代高度赞扬齐王。燕王问道：“齐王这样贤明，他一定会称王天下吧？”苏代说：“救亡还来不及，哪来得及称王？”燕王问为什么，苏代回答说：“他对所喜欢的大臣不能恰当使用。”

　　燕王对这个解释感到不理解。苏代解释说：“过去齐桓公喜欢管仲，就立他为仲父，国内大事由他主理，国际大事由他决断，他主持全局，所以能够匡正天下，多次与诸侯会盟。但现在的齐王对所喜欢的大臣却任用不当，所以会灭亡的。”

　　燕王听了若有所思，说道：“我现在已经任用子之做相国，难道天下还没有听说吗？”第二天，朝会上的一切决断，果然都听从于相国子之。另一种说法是，相国子之听了苏代的对答，派人送上合计两千两黄金，任他提出什么要求。

　　这个故事中，燕王向齐桓公学习的改革举措，实际是苏代和相国子之联手做局的结果，在韩非子看来，这样的改革使燕王大权旁落，不符合法家专权的理念。

　　子之获得大权后，逐渐蚕食燕王的权力，最后燕王干脆行禅让之事，把王位让给了子之，自己做子之的臣子。子之执掌朝政三年，燕国大乱。齐宣王在孟子的说服下，攻打燕国，杀了逊位的燕王和子之。到第二年，燕国才拥立新君。

　　燕王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固然在于中了苏代与子之为了个人私利设计的圈套，更在于他机械照搬齐桓公的成功经验。齐桓公任用管仲，但是君臣之义并未紊乱；而燕国之乱，是在燕王禅让王位之后。是君臣之义紊乱在先，国家大乱在后，跟君王是否需要专权没有多大关系。恰恰相反，正是由于齐桓公向管仲分权，放手让他发挥自己的政治才干，才使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在这点上，韩非子的总结显然是错误的。

　　燕王可能太需要强大了，因此对前辈强者齐桓公的学习囫囵吞枣，其仰慕态度，与现在有些人“崇洋媚外”相仿佛。“崇洋媚外”在今天已是贬义词，但它的曲笔“外国友人赞扬”仍大行于世，一种“平视”的文化态度仍未在内心深处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