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历代遗存、文献资料乃至金石文物极为丰富。在近代学术界，曾出现过一位以搜集、保护齐鲁乡邦文化艺术而著称的文博与印学研究专家——王献唐。

　　王献唐（1896—1960），名琯，号凤笙，别署双行精舍。山东日照人。幼受庭训，勤学诗文、书画。民国初毕业于青岛礼贤书院，入济南《山东日报》等报社任编辑，其间拜识了精通古韵的同乡前辈、同盟会元老丁惟汾，对王献唐日后在音韵研究和乡邦文献搜集方面，影响甚大。后流寓青岛、北平、汉口、上海、南京各地，仍不废学术，钻研经学、金石与版本目录学。1929年出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越年任山东古迹研究会委员，以齐鲁文物、文献的收藏、整理与保护为己任，先后抢救、收购了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掖县大藏经残卷、潍县高鸿裁古砖和陈介祺陶文瓦量等古籍、文物无数，使图书馆藏品量与日俱增。为安置日渐扩充的典籍文物，王献唐提请省政府扩建馆舍，新筑“奎虚书藏”藏书楼。在其主持馆务期间，馆内秘籍琳琅，古物累累，一跃成为全国入藏典籍、文物最为丰富的图书馆之一。“卢沟桥事变”后，为使这批珍贵的馆藏品免遭日寇之掠夺，王献唐不辞辛劳，精心擘画，除将部分藏品迁至曲阜奉祀官府保存外，其余历经近七千里的长途跋涉，全部安全运抵四川乐山，为山左传统文脉瑰宝之赓续传承，立下了汗马功劳，也足见一位爱国学者的良知和良心。

　　抗战时期，王献唐在重庆任国民政府国史馆副总干事，建国后任山东省文管会副主任。王献唐工于书画、篆刻，尤痴迷于古玺印。他曾将多年搜罗及先人旧藏的两汉古印一百五十钮，亲手钤朱，辑为《两汉印帚》三卷，称“迩来薪俸所入，几尽耗于是，葆此鄙帚，冷暖自知，不足为时史道也。”

　　王献唐一生行清学邃，勤于著述，在文字音韵、金石考古、目录版本、书画篆刻等领域深有造诣，论著多达六十余种，被誉为“山东近几百年来罕见学者”。其中《国史金石志稿》、《寒金冷石文字》、《临淄封泥文字》、《齐鲁陶文》、《那罗延室稽古文字》、《山东古国考》等考证细微严谨，识见精辟，拓本丰赡，学术价值极高。1935年起撰写的印学专著《五镫精舍印话》，收文稿一百七十九篇，内容广泛，涉及印史、印人、印谱、形制、考释、辨伪、鉴赏等各个方面，“对于了解印学源流，研究古文字，探讨古代典章制度，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印话》以多视角的论述和学术原创性，傲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印学界，它所包含的学术思想与智慧，至今仍熠熠生辉。

　　如关于古印之真伪鉴别，王献唐以亲身经历，在《印话》的《出土赝制》一节中讲述了一位忠厚老实的佃户，从农田掘得一枚潍县仿制的白文大古玺的故事，告诫学者和藏家，“古物亦实有真出土而为赝品者”。此外在解释古玺印印面、边线不在同一水平面上时称：“古玺有四边高出，文字凹低者，不识者以为留边镵字别刻，其实非是。”此乃彼时抑于紫泥与今之钤于纸帛之有别，这对仅留意印谱，未能见过古玺印原作，对古今钤印方式不甚了解的读者而言，可谓明其原委，茅塞顿开。关于齐鲁古印鉴藏家与商估之间的交易、潍邑制伪技巧等，王献唐更是如数家珍。如大金石家陈介祺“收集金石时，有四人专为之供奔走，号高赵杜马，即高文翰、赵允中、杜锡九、马庆灏”。在叙述印苑鸿宝“石洛侯印”金印、齐国“阳向邑玺”巨玺时，王献唐从出土、递藏，到被仿品所累，娓娓道来，极具趣味性与知识性。另外像《玺印出土地域》、《官名官署印制之变迁》等，不啻为一篇篇考辨缜密、论析精微的专题印学论文。一本问世了近八十年的《五镫精舍印话》，至今尚有许多被研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