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马季良）1948年离开中国后，长年生活在国外，本文详细披露了唐纳国内和海外生活的历程。

　　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马季良系苏州人，生于1914年5月，原名马继宗、马骥良，曾用名马绍章，唐纳是他的笔名。他父亲马培甫曾任津浦铁路局洋务译员，马季良后来英文文笔为人称道，很可能与通晓英文的父亲的影响有关。就像他的母亲费文英知书识礼，善刺绣，从小即给予马季良文化熏陶，使他从小喜爱中国古典诗文一样。

　　马季良早年就读于苏州私立树德初级中学，毕业后考入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从1930年起，他开始在家乡的《吴县日报》上发表散文和短诗。“九一八”事变后，加入由吴县共青团委和苏州一些进步青年发起成立的“社会科学者同盟”，他们创办流动图书馆，组织剧团赴苏州、南京等地演出进步话剧等，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其间他还与佘增涛（史枚）、项志独（胡绳）、吴大琨、袁水拍等进步青年开始交往。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议论国事，讨论形势，探讨救亡之道。这样的经历对青年马季良日后选择人生道路起了重大作用。其中对他影响和帮助最大的是佘增涛，正是在后者的引领下，马季良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从事革命活动肯定有危险。1932年春，吴县县委和共青团组织遭到破坏，马季良为躲避当局追查逃到上海。在此时期，他开始频繁化名，并于这年夏天考入圣约翰大学。学校从此为他提供了一个得以让他充分施展才华的大舞台。他在这个大舞台上的身份，一会儿是学生篮球队队长，一会儿是课余学生剧团骨干……青年马季良中文好，英文也佳。《晨报》“每日电影”主编姚苏凤很快就注意上了他，并从1933年起开始约他写影评，这可以说是马季良与电影结缘，也是“唐纳”这个笔名出现在报端之滥觞。除此之外，在《申报》“电影专刊”、《新闻报》“艺海”、《中华日报》“银座”、《大晚报》“剪影”等副刊上署名“罗平”、“陈陀”的电影评论，也都是马季良以不同笔名所写。他的文章因不乏独到见解而广有影响，读者也喜欢看他文章。

　　不说其他，但就影评的风格论，可谓要言不烦，直捣黄龙，一剑封喉，而且评论者的视野开阔，政治敏锐性很强。也难怪唐纳这个名字很快就被广大读者记住。尤其是1933年12月，《现代电影》第六期发表《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一文，引发上海电影界一些人大肆鼓吹“软性影片”，攻击左翼电影运动。此时，夏衍等人领导左翼电影工作者奋起反击，而唐纳在《晨报》“每日电影”上发表的《太夫人》一文，成为这次反击中的“第一枪”。

　　《太夫人》原为美国哥伦比亚公司拍摄的一部在唐纳看来较“平庸的美国片”，影片“描写一个下层社会的女子怎样侥幸地爬上了伯爵夫人的地位”。唐纳的质疑是：“一个卖苹果的老妇人会有着一个住在西班牙的从小不知道家庭状况的女儿？一批流氓帮这老妇人弄了大饭店的一间房间，一个绅士气的假丈夫，请了舞女，居然会瞒住了她的女儿和女婿？”在唐纳看来，影片“最巧不过的是，老妇人不得不要向她女婿吐露真相的时候，警长，官吏，市长也给她的伟大精神感动了！”于是，唐纳由先前的质疑转而变成了尖锐的批评：“能在这里看到人间爱吗？除非软性电影论者才会看到。倒是这里强调着母爱，然这种母爱的强调，在现在是反进步的。”唐纳一眼看出，该影片的“主题是在向上爬哲学的表现，全剧多偶然性成分”，是在“表现着小市民哲学的调和性与改良主义”。

　　此文写罢，唐纳觉得意犹未尽，又接连发表《〈民族精神〉的批判——谈软性电影论者及其他》《清算软性电影论》等。不久因迫于政府压力，“每日电影”发表反驳唐纳的文章，唐纳也不再为该专栏写影评，但他作为批判软性电影的主将及取得的成就，诚如有论者指出的：“使他在电影戏剧界乃至整个左翼文坛赢得了崇高的声望，直到今天仍然为人们所称道。”而能够印证此言不虚的，就是他的艺术才华被更多的人知晓和赏识，他也由此得以在1934年进入上海华艺电影公司担任编剧。这个平台为他艺术才华的进一步施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这一时期他为抗日影片《逃亡》创作了主题歌《自卫歌》和插曲《塞外村女》歌词。接着唐纳又创作了《明星之歌》歌词。

　　这两首歌词前者经聂耳谱曲，后者由贺绿汀谱曲后，就像长了无形的翅膀，顿时飞传开来。即使几十年过去，今天吟诵这些激昂高亢的歌词，仍能让人感受到一种激励和振奋人心的力量。相信它们在当时被人们广为传唱，一定会让人在这些歌词和音乐中，感受到属于那个时代的“正能量”！

　　除了写作，马季良的艺术才华还在表演上有了展露。1935年，他在我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中，领衔主演知识分子李梦华，他将自己的银幕处女秀演绎得惟妙惟肖，广受好评，“唐纳”其人也因此为更多的人知晓。

　　开展进步文艺活动

　　马季良与蓝苹短暂结合，随后分道扬镳，即应友人推荐主编上海版《大公报》“戏剧与电影”周刊；同时还担任大公读者会总干事，开展进步文艺活动，并曾邀陈波儿、袁牧之等名演员演出，为抗日救亡运动捐款。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他更以《大公报》战地特派员身份，奔赴抗日前线和其他地方，采写了《嘉兴六日记》《乍浦到浦东》《雨夜闲话》等文章。这些文章既有内容，写得又好，在《大公报》甫一发表，读者便争相阅读。为了更有力地宣传抗日，鼓舞民众抗日士气，尔后他又为《大公报》组织“大公剧团”，成员有导演郑君里、应云卫，演员赵丹、白杨、舒绣文、叶露茜、顾而已、金山等。上海沦陷后马季良随《大公报》到武汉，任外事记者，并兼中国电影制片厂宣传主任，同时主编《中国电影》月刊。即使这样繁忙，他也没有放下手中创作的笔，充满激情地创作了话剧《中国万岁》，并由“大公剧团”义演，主演舒绣文。此剧连演五场，场场爆满，轰动武汉三镇。嗣后又在重庆、南洋等地演出，抗日必胜的信念更深入人心。该剧后经重庆同行修改，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排演，誉满山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颁发一万元奖金作为奖励。演员剧团也易名为“中国万岁剧团”。

　　第二年冬天，马季良撤离武汉，绕道香港回到上海。不久担任英国驻华大使寇尔的私人秘书和中文教员。此时他已开始从事抗日地下工作。其间还一边坚持创作剧本，一边帮助主持《文汇报》工作的严宝礼制止了英籍发行人克明欲出卖报纸的企图。1939年后，数次离沪赴渝的马季良在中共地下党夏衍授意下，于重庆组织“中国业余剧社”，他与冯亦代分别担任正副社长。此后排演进步戏剧自不待言，直至1943年他应英国驻华大使馆之邀，在英国新闻处工作。借助这个平台，马季良向世界各国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事迹。另外，这个平台也帮助他了解到很多西方国家的情况，尤其是英国，所以他很想有机会去实地考察。就在他办妥护照考虑此行时，因抗战胜利，需要他回上海任《时事新报》主笔，去国一事因此搁置下来。当时《时事新报》的老板是孔祥熙，由于马季良坚持民主进步立场，为孔祥熙不容，血气方刚的马季良于第二年夏，毅然与报社一些进步同仁宣布集体辞职。

　　然而，《时事新报》再怎么给马季良带来不快，只是他绝不会想到，1946年他在该报任上参与的一次记者协会活动，竟让他有缘结识一位使他一见钟情的年轻女性。她就是陈润琼。在那天人头攒动的活动现场，马季良一眼就注意到了人群中一位身材高挑，身上有一股清新脱俗气质的漂亮姑娘。向旁人一打听，才知道她叫陈润琼，其父是外交家，她本人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法文报》和英文《自由论坛报》当记者，通晓英文法文。马季良后来承认，他对陈润琼可谓“一见倾心”。因为都懂英语以及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他俩很快就愉快地交谈起来。此后马季良也向陈润琼表白了爱慕之情。但不知是出于女性的矜持，还是觉得尚不够了解，总之，陈润琼当时没有接受马季良的求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