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参加了一次红色之旅，从韶山回到长沙，当天晚饭后，离开下榻的湖南宾馆，来到毗邻的湖南烈士公园散步。

　　黄昏是一天中最迷人的时刻，它涤净了白昼的喧嚣嘈杂，给世界留下了沉没前的一缕温馨。此刻的纪念广场上，巍峨的纪念塔在暮色中显得格外庄严凝重，当我朝着塔身拾级而上时，忽然感到自己仿佛正在穿越时空，一步步走近那些先烈所生活的年代。

　　纪念塔内有两大间陈列室，分别陈列着郭亮、毛泽覃、杨开慧、夏明翰等90余位烈士的遗像和生平事迹；陈列室的展柜里还有不少烈士的遗物，如郭亮戴过的帽子、江梦周用过的油灯、蔡和森留下的笔砚等。其中特别吸引我注意的，是陈觉烈士就义前写给妻子赵云霄的遗书：“云霄我的爱妻：这是我给你的最后的信了，我即日便要处死了……前日父亲来看我时还在设法营救我们，其诚是可感的，但我们宁愿玉碎却不愿瓦全……我想起了我死后父母的悲伤，我也不觉流泪了。云！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遗书虽已泛黄和破损，字却写得异常流畅工整，除了被压抑的满腔真情，丝毫看不出将死之人的恐惧和慌乱。

　　陈觉牺牲时年仅25岁。从遗像上看，他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青年，他与赵云霄新婚燕尔，孩子尚未出生，就要面对死亡，他何以能如此从容和淡定？七八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或许会对革命先行者的经历感到迷惑，比如那位曾遭到非人摧残的赵一曼烈士，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折磨后依然守口如瓶，连日伪特务都感到“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当然，她实际上并非铁打铜铸之身，据一篇纪念文章记载，赵一曼患有肺病，在莫斯科求学时“曾因寒冷的冬季感到特别难熬”；然而，就是这样一具难熬寒冬的柔弱之躯，竟然挺过了敌人惨绝人寰的酷刑，其超强的意志力真是令人难以想象。

　　一个即将离世的人，没有必要伪装自己，他的遗言也必定是最真实的。坚强的赵一曼和淡定的陈觉，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也不免在书信中对娇妻爱子流露出一往深情。其实，他们并非没有退路，他们都有一个称得上“美满”的家，如果态度不那么“执拗”，哪怕能稍稍“现实”一点，他们未必不比当时的芸芸众生生活得更“自由”，甚至还能“飞旋于红灯绿酒之间”（《红岩》语）。但他们所选择的道路，除了理想和爱情，几乎一无所有，或许这就是英雄与常人的区别：英雄有强烈的“使命感”，常人只为追求个体的快感，再多的物质享受终如过眼烟云，而英雄的使命却会被历史永远记取。革命者的终极目的，是让身处逆境和黑暗中的人们找到一个温暖光明的去处；对这种信念的坚守，使革命者不仅超越了死亡的恐惧，甚至超越了常人对生死的想象；肉身的消亡不过是宇宙间一种物质的解体，而这种消亡如果能唤醒更多肉身的良知，使“大家的幸福被少数人强夺霸占”（《红岩》语）的旧时代一去不复返，他们的付出就是不朽的。

　　在参观陈列室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清理自己的思绪，并扪心自问：与先烈们相比，我们究竟赋予了自己的存在什么样的意义？真理就像梦境中的“伊甸园”，虽然美丽，追求的过程却往往荆棘丛生，令人望而生畏；当你沉溺于泛滥的物欲，当你对生活和人生丧失了激情，你就不可能拥有完成使命的境界；而那些义无反顾的革命先烈，在他们身上昭示着一种热爱正义的理念，一种永恒的生命哲学和精神美学。

　　当我走出纪念塔时，周围已是一片黑暗，只有朦胧的月亮斜挂在天空，它时而久久地躲藏在烟雾般漂浮的云朵里，时而又一动不动地镶嵌在夜幕上，将它的清辉静静地洒向身边的这座纪念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