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开会的会址，人们大多耳熟能详，但参加一大的代表落脚在何处，却鲜为人知。当年，一大代表大多住在附近的博文女校。

　　博文女校离一大会址约5分钟的路，在太仓路127号（原白尔路），该校创办于1917年，是一所中小学合一的私立学校。由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的黄绍兰女士主持。

　　博文女校是一幢典型的三楼三底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房子，当年一楼住着校长和其家属，二楼是代表的住地。走上窄窄的木梯，便见20多平米的客堂，客堂连着西厢房和东厢房，南面则是天井。

　　暑假期间，博文女校的学生和教师都放假回去了，上海代表李达夫人王会悟与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关系甚好，她以“北京大学暑期旅游团”的名义，向黄校长租借校室，作为代表们的住宿地，黄校长一口允诺。于是，王会悟买来了芦席、蒲扇和蚊香等生活用品，这里便成了一大代表落脚的客栈。

　　1921年7月中旬，参加一大的代表陆续从北京、广东、湖北和湖南，以及山东等地来到上海，落脚在这里。毛泽东与何叔衡作为湖南的代表，住在西厢房前半间，毛泽东当年才28岁，是长沙第一师范的主事；何叔衡年龄最大，45岁，在湖南通俗报馆谋差。

　　西厢房朝南的一间约十八平方米，当年是教室，房间里陈设简陋，但整洁干净，放有一张书桌和一个小书架。日落月升，斗转星移，虽经过了95年悠长的岁月，但建筑依然坚固完好。

　　西厢房朝北的一间住的是山东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王尽美是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邓恩铭省立一中的中学生。东厢房朝北那间是湖北代表董必武和陈潭秋下榻之处，他俩都是私立武汉中学的教师。东厢房朝南的小间是教员宿舍，住的是北京代表刘仁静，他是北大的大学生。沿街的朝南房间原安排广东的代表陈公博和包惠僧。包惠僧是陈独秀的特派代表，他是《武汉报》的记者，因陈公博另住他处，他便与旅日学生代表周佛海同住一处。

　　正值盛夏，代表们脱去长衫马褂、西服衬衣，有的穿着背心，有的干脆光着膀子，摇着蒲扇解暑。他们昼夜忙于整理和准备汇报各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资料。这些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充满了理想和激情，不是坐在房间里埋头写作，就是聚到客堂里畅谈交流。

　　黄校长一家住在楼下，她的丈夫是北大教授，代表们与她家人结下了友谊，毛泽东还买糖逗黄校长的女儿玩呢。

　　李汉俊代表住在家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是留日学生，回国后从事翻译和写作，翻译和介绍了许多马列著作，还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兼任编辑，隔壁108号是他哥哥李书城的房子，即一大会议召开的地方，李书城曾任高官，其身份也为一大会场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北京代表张国焘提前几周就来筹备会议了，他是北大学生联合会的总干事，与上海的代表李达住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即当年陈独秀的住处，亦是《新青年》所在地。李达是日本留学生，回国后来到上海，住在陈独秀的寓所内，帮助编辑《新青年》杂志，并撰写和翻译了许多马列文章。

　　陈独秀是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正为修缮校舍争取一笔经费，未能到会。

　　一大代表的落脚点，至今藏在深闺人未识，但愿能作为一大纪念馆的系列，恢复原貌对外开放，让更多的人了解。

   十日谈  红色记忆

　　明日向你介绍一所红色学校——外国语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