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徐懋庸关爱有加

　　夏天来临的时候，徐懋庸收到妻子从黄岩写来的信，说她分娩在即。于是，即将为人父的他连忙赶回妻子身边，想等妻子分娩后带妻子孩子回上海长住。在黄岩，有一天他翻阅《申报》，在“自由谈”副刊上读到何家干写的文章，有所触动，就写了两篇杂文试投过去，结果竟在“自由谈”上发表了。编者黎烈文在寄稿费时附信给他，说这样的文章很合需要，希望他再写。是年八月，他携妻子孩子回到上海。此后便经常给“自由谈”撰稿，成就了他“杂文家”的名声，不仅出席黎烈文的召宴，有幸结识鲁迅，还加入了“左联”。他此时的日子过得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徐懋庸自陈1933年至1937年期间，作为自由撰稿人，他“平均每月有一百五十元左右，除给父母每月寄三十元外，夫妻二人，加上陆续出生的三个儿女，生活倒过得不拮据，还可以对个别‘左联’的同志津贴一些”。

　　既已成为“左联”盟员，徐懋庸与鲁迅的交集自然多了起来，甚至开始了书信往来。先是1933年11月，徐懋庸翻译的罗曼·罗兰著《托尔斯泰传》出版，他给鲁迅寄去一本，并请教其中两个用拉丁字拼音的日本人名的汉字写法。鲁迅15日收到信，当夜即回复，这让徐懋庸非常感动。接着17日、19日，鲁迅又致信两封给他，更正15日信中回复的一个错误，并指出徐译中的一句错误。徐懋庸说，“在此以前，我虽早已知道鲁迅对于青年非常热情，办事很认真，但这回自己亲身感受到，就特别觉得亲切了”。不仅如此，12月，关于一个文艺理论问题，徐懋庸与韩侍桁发生争论，他于18日致信鲁迅请益，并请教关于文艺理论有何日文书可读。鲁迅于20日复信为他解惑，信末写道：“中国的书，乱骂唯物论之类的固然看不得，自己不懂而乱赞的也看不得，所以我以为最好先看一点基本书，庶不致为不负责任的论客所误。”徐懋庸顿感如醍醐灌顶。

　　接下来就出现了本文开卷提到的徐懋庸与鲁迅在黎烈文召宴上的第一次面对面相见。几个月后的5月10日，时在办《论语》半月刊的林语堂在寓所召宴，鲁迅、徐懋庸应邀与席。这也是徐懋庸第二次面见鲁迅。此后他与鲁迅的关系应该更为亲近，他受了委屈，也愿意向鲁迅倾吐。如在他一方面有了些名气，再则曾编过《新语林》，因此约稿不断，他觉得不堪其扰时，便向鲁迅诉苦。鲁迅则在1934年9月20日致徐懋庸信中写道：“至于投稿，则可以做得隐藏一点，或讲中国文学，或讲外国文学，均可。这是专为卖钱而作，算是别一回事，自由的真意，留待他日发表就是了。”鲁迅在上述同一信中说：“一做过编辑，交际是一定多起来的，而无聊的人，也就乘虚而入，此后可以仍旧只与几个老朋友往还，而有些不可靠的新交，便断绝往来，以省无谓的口舌，也可以节省时间，自己看书。”能以这样的肺腑之言给徐懋庸“指点迷津”，足见鲁迅对他的关爱。徐懋庸因此也是对鲁迅充满感激之情。

　　这时徐懋庸已经是“左联”理论研究会组员。由于当时“自由谈”被当局下令停刊，使“左联”失去一块放言阵地，遂想自己办一个半月刊，名字也想好了，就叫《自由谈半月刊》，由徐懋庸任编辑。

　　由于愿意出版《自由谈半月刊》的是当时名声不佳的光华书局，再说又是新的工作，徐懋庸有点忐忑，于是写信请示鲁迅。不日，鲁迅即在回信中提出忠告和建议。

　　懋庸先生：

　　来示谨悉。我因为根据着前五年的经验，对于有几个书店的出版物，是决不投稿的，而光华即是其中之一。他们善于俟机利用别人，出版刊物，到或一时候，便面目全变，决不为别人略想一想。例如罢，《自由谈半月刊》这名称，是影射和乘机，很不好的，他们既请先生为编辑，不是首先第一步，已经不听编辑者的话了么。则后来可想而知了。

　　我和先生见面过多次了，至少已经是一个熟人，所以我想进一句忠告：不要去做编辑。先生也许想：已经答应了，不可失信的。但他们是决不讲信用的，讲信用要两面讲，待到他们翻脸不识时，事情就更糟。所以我劝先生坚决的辞掉，不要跳下这泥塘去。

　　先生想于青年有益，这是极不错的，但我以为还是自己向各处投稿，一面译些有用的书，由可靠的书局出版，于己于人，益处更大。

　　以上是完全出于诚心的话，请恕其直言。晤谈亦甚愿，但本月没有工夫了，下月初即可。又因失掉了先生的通信住址，乞见示为荷。

　　鲁迅在回信中向徐懋庸推心置腹，考虑堪称周详，甚至徐懋庸想面谈，他也可以安排时间。从中也可看出，鲁迅和当时“左联”一些决断的不合拍。

　　徐懋庸致信鲁迅，表示听取先生意见，决定不干。所以鲁迅在接下来5月31日致杨霁云信中写道，“徐（懋庸）先生也已有信来，谓决计不干。这很好。否则，上海之所谓作家，鬼蜮多得很，他绝非其敌，一定要上当的”。看得出，鲁迅在这里更多地还是在为徐懋庸考虑。

　　然而，不知是出于徐懋庸的组织观念，还是个人性格的优柔寡断，最后“左联”还是在“光华”出版了这本半月刊，徐懋庸也仍然做刊物编辑，“不过经过力争，名称改为《新语林》”。（徐懋庸语）因为还是想得到鲁迅指点，又担心写信会说不清楚，徐懋庸要求和鲁迅面谈。于是鲁迅把晤谈地点约在北四川路底一家希腊人开的咖啡馆。6月9日下午，徐懋庸和魏猛克一起去见鲁迅。见面后，鲁迅并没有数落什么，而且仍支持徐懋庸。后者“由此认识到鲁迅先生很顾大局，决不固执己见的”。他们边谈边喝咖啡边吃点心，而且还是鲁迅埋单。同样让徐懋庸难忘的是，不一日，他和鲁迅又在这里谈话后出来，当鲁迅知道他有两个孩子后，便带他到北四川路一家商店，买了两斤高级糖果，让他带回家给孩子尝尝。接着又在附近药房买了一瓶蓖麻子油，说，你消化不好，服这个泻一泻就好了，这是起物理作用的药品，没有副作用的。徐懋庸听着，心里暖乎乎的，对鲁迅充满了感激。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被鲁迅不幸言中，《新语林》的出版、编辑甚至稿费支付等所有事情结果都弄得一团糟，徐懋庸最终也卸下《新语林》编辑之职。之后24岁的徐懋庸被选入“左联”党委会，任宣传部长。次年接任书记。徐懋庸回忆，当时因“胡风同周扬闹对立”“周扬所主持的原‘左联’党委会的人，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同鲁迅谈得拢”，所以“他们才让我担任宣传部长以至书记，以便代表党委会同鲁迅联系”。徐懋庸自忖并不看重那些头衔，“主要是服从工作的需要，而且对于由此可以多与鲁迅先生接触，觉得高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他不会想到自己就此会“陷入了一个没顶的泥塘”。（徐懋庸语）

　　平心而论，徐懋庸最初与鲁迅关系确实不错，鲁迅还曾经给他的《打杂集》作序，给予其杂文很高的评价。用徐懋庸的话说，“总而言之，直到‘左联’解散的问题发生为止，我同鲁迅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他关心我、支持我、教导我，我对他是由衷地敬爱的”。后来围绕“左联”的解散，尤其是因“两个口号”的论争，徐懋庸最不敢相信，也是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就是他与鲁迅关系的破裂甚至恶化。

　　1935年12月12日，鲁迅在致徐懋庸的信中提到“萧君有一封信，早已交出去了，我想先生大约可以辗转看到”。“萧君”是指当时在苏联的萧三，“交”指信交给茅盾转周扬。果如鲁迅所料，周扬给徐懋庸看了这信。萧三在信中表达道，根据目前形势，文艺战线需要组织统一战线的团体，因此他根据共产国际七次大会和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精神，建议解散“左联”。周扬对此表示赞成，因没见鲁迅有明确表态，他想让徐懋庸去听取鲁迅意见。鲁迅答复，赞成组织统一战线，但不同意解散“左联”。鲁迅觉得“如果‘左联’解散了，自己的人们没有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组织，那就更危险。不如‘左联’还是秘密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