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猫”勇敢闯入电影圈

　　1996年，父亲丁景唐送我一本民国旧版书《好年头》。我翻看版权页，是复兴书局于1937年3月出版的。纸张已发黄，脆脆的，一碰就会掉下碎纸屑。封面的上方印着大红的书名，非常醒目，下面是插图和一幅作者照片，只见她烫着短发，满面笑容，头微低垂，似乎在看什么。再看作者署名，竟然是“艾霞遗著”。难道她已去世？

　　父亲在该书的扉页上写了一段话，希望我为她写一文纪之。打这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注意收集有关艾霞的资料，碰到电影界的老前辈，也常常会向他们问起艾霞的往事。

　　在1934年3月9日出版的《电声周刊》3卷8期上，有一篇《一对野猫》，署名“玲珑”，说的是王人美和艾霞这两位人称“野猫”的女士，前一位在1934年出嫁，后一位却在年初死去，“喜云乎哉，悲云乎哉！”

　　艾霞长着瘦小的身材，野猫形的脸庞，一双眼睛是两个横S，咧嘴一笑，露出一排整齐的小方块牙齿。她生于1912年，说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因此有人以为她是北京人，其实她的籍贯是福建厦门，但从小在北京长大。她的本名叫严以南，又名诗佛，生长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她的父亲严家骏（井），曾经在北方从事五金业生意，后来失败，到上海来谋生。艾霞的哥哥叫严以开，在两路局工作，姐姐叫严以东。

　　艾霞生性聪慧，好学不倦。她在北平圣心女校初中肄业，与陆小曼是校友，对艺术有特殊兴趣，思想倾向进步。走出女校校门不久，艾霞爱上了正在上大学的表哥，生下一个孩子。这段不成熟的婚恋关系，受到家庭的坚决反对，恋人屈服于压力而退缩，抛弃了她。艾霞为了追求向往中的自由，毅然与家庭决裂，只身南下上海。那是1928年，她才16岁。

　　艾霞到沪后，住在格罗西路（今延庆路）112号，楼下是兆丰煤炭店。她与姐姐严以东、姐夫李傅明及两个外甥同住。

　　她最初以“艾霞娟”的名字，参加华剧影片公司工作，公司老板是张晴甫、张惠民两兄弟。后由蔡楚生介绍，加入田汉主办的南国社从事话剧，接触到一批进步文化人士。

　　1932年，因杨耐梅的关系，艾霞进入天一电影公司。天一公司位于泔水东路（今嘉善路），房子像一栋西洋别墅，外面墙上雕着花纹，共有三个楼层。第二年，中共领导的电影小组在上海成立。为了加强左翼创作队伍的力量，艾霞从天一电影公司被引入明星电影公司。这时，她已经是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盟员。

　　用心饰演下层民众形象

　　艾霞进入电影界的动机，起初非常单纯，完全是因为爱好。后来随着生活的坎坷、痛苦的磨练，才慢慢地知道：“决不能把电影当作有闲阶级的消遣品，或是超现实的至上的艺术，一种脱离社会构造的超越的东西。”

　　艾霞说，当演员不仅仅在银幕上会做几个喜怒哀乐的表情，最主要是要从实践生活中去认识社会，训练自己的技能，观察周围的人物，比如官太太、贵族小姐、卖青菜的老婆子、过路的小姑娘等等。如果你请一个卖菜的老婆子来演雍容华贵的夫人，肯定演不好，因为她没有那种生活。

　　艾霞举了自己出演《丰年》的经验为例。这是部描写农村生活的影片，可是她一直在都市里生活，没有去过农村，怎么演呢？因为没有时间下农村去体验，她就找了几本写得比较好的关于农民生活及农村破产的小说仔细阅读，这叫间接经验，还蛮管用的。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到农村去。

　　艾霞一进明星电影公司就被重用，在1932年至1933年间，她参与拍摄了近十部影片，而且大部分是由电影小组成员创作的剧本。如夏衍编剧的《脂粉市场》《春蚕》，夏衍与郑伯奇、阿英合作的《时代的女儿》，阿英编剧的《丰年》（后改为《黄金谷》）。另外，还有王乾白编剧的《旧恨新仇》《二对一》等。

　　《春蚕》由夏衍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这是旧中国第一次把新文艺作品搬上银幕的尝试。通过老通宝一家为育蚕而奋斗、挣扎以及最终失败的经过，揭露了当时农民所经受的苦难，包括帝国主义的压迫及资本家的剥削。艾霞在片中饰演一个农村妇女荷花，被人咒骂是“白虎星”，村里人把一切罪名都扣到荷花身上。荷花现身说法，破除了老通宝的迷信观念。

　　《时代的女儿》则反映了在外强欺凌、民族工业凋敝的背景下，三个知识青年的不同命运。赵丹饰演赵仕铭，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主动到工人中去参加反帝斗争；高倩萍饰演周秀琳，是个软弱的女性，被禁锢在所谓“上等家庭”的鸟笼里；艾霞饰演赵淑娟，一个放荡堕落、成为男性玩物的女人，她演得惟妙惟肖。

　　在1933年《大晚报》举行的中国明星评选中，艾霞名列第八。这也可以看出她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

　　《旧恨新仇》的编剧王乾白写过一篇《我所认识的艾霞》，从中可以窥见摄影棚内外的艾霞。

　　王乾白第一次见到艾霞，是在杨耐梅那里，虽然没有多说话，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个活泼机灵的姑娘，由她来担任自己剧中的女主角，真值得庆幸。

　　后来，在明星电影公司摄影棚里，王乾白再次看见艾霞时，她劈头就对他说：“要爱便爱，爱了便痛快。”

　　“天哪，这不是我剧中的台词吗？”王乾白又惊又喜，惊的是她怎么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喜的是她已经进入角色的内心世界了。

　　在拍摄《旧恨新仇》期间，他俩见面的机会增多，交谈自然也多起来。王乾白非常理解艾霞的个性：她高兴的时候就笑，痛苦的时候就哭，一点儿也不会做假。心里感觉到怎么样，立时就会表现出来。

　　王乾白分析说：艾霞的“思想的表现，是极力地在想反封建，但是她的思想的内层，却又含着相当的封建意识的遗传……”

　　勤奋写作引起公众关注

　　艾霞不但在银幕上频频亮相，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电影明星同时进行文学创作的，不只是艾霞一个人。1934年1月20日《申报》上有篇文章《四个女作家》，说的就是擅写文章的四位电影明星，除艾霞外，还有高倩萍、胡萍和王莹。

　　明星们笔下的题材，往往是自己的日常生活，比如银幕下的家庭生活、与自己搭档的演员、最近到什么地方去旅游等等。由于明星光环的效应，观众出于好奇心，这类文章特别受欢迎。如艾霞写的《恋爱的滋味》《1933我的希望》《三个宝贝导演》等，读者就很多。

　　艾霞常在拍戏之余勤奋写作。她的朋友高倩萍在《我所知之艾霞及她底死》中回忆道：她们在苏州拍《黄金谷》时，一起住在一只小船上，对面各放一小铺，中间一盏煤油灯，真是一灯如豆。每天拍戏回来，艾霞就将自己的手提箱放在铺上，借着煤油灯一丝微光，便大写特写起来，写日记、写拍外景的趣闻。写完后怎么寄出去呢？在偏僻的农村，没有邮电局，就托船上的小孩第二天到镇上买菜时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