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肖像

　　看保罗·谢尔德（Paul Sheard）的履历非常有意思，从读书到工作，横跨了几大洲，曾在多家著名公司工作，有着十多年日本市场的经验，现在是标普首席经济学家，这种经历使他更具有全球化的视野。

　　保罗·谢尔德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工作后先是当老师，他曾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大阪大学担任教师，随后在日本做起了资产管理，在霸菱资产管理公司任日本股权投资主管。后在雷曼兄弟工作了8年，担任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然后来到野村证券，任野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和经济研究主管。在那里，他领导的团队包括35名经济学家，分布于7个国家，负责公司客户的全球经济预测，展望和分析。保罗·谢尔德是日本通，保罗出版过书，发表过关于日本经济和公司治理方面的文章，他的《银行资本主义危机》（东洋经济书报社）帮助他获得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Suntory-Gakugei奖。

　　2012年6月，保罗·谢尔德被任命为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和标准普尔评级服务的全球经济研究主管。保罗领导的团队拥有50多名经济学家、学者和定量分析师，他们负责完成宏观经济预测，被标准普尔的分析师们运用于评级过程、重要的跨部门研究项目和评级绩效报告。他也是标准普尔常务委员会成员。

　　不同地方需要不同政策

　　标普首席经济学家保罗·谢尔德（Paul Sheard）虽然是个日本通，但对中国经济也非常熟悉，保罗经常来中国，是博鳌论坛的常客，前不久，他来到上海参加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等主办的“更强劲的全球经济增长：政策、驱动因素和机构”国际研讨会，做了“全球增长的挑战：各尽其职”的主题演讲。

　　经济学家谈得最多的就是政策，一旦经济发生问题，就需要靠出台政策来解决问题。政策有很多类型，保罗归纳为有五种主要的政策。首先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对市场总体需求进行宏观管理的政策。其次是供给侧的政策，目标是提高经济当中的供给。第三是监管政策，旨在支持市场的正常运行，并且强制实施游戏规则。第四是危机管理政策，尤其是和金融危机相关的政策，包括信贷放宽、资本注入等等。第五，关于机构改革政策，就是要改变基本的架构，改变游戏的基本规则而制定的政策。

　　对于眼下全球经济，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政策，来解决现在的问题和挑战？保罗认为首先应该观察每个国家面临什么样具体的挑战，然后才能思考对于这样的挑战应对什么样的政策。这五大政策，面对的是不同的挑战，政策制定者一定要考虑市场环境，比如说到供给侧的政策，是为了能够提高经济和产品服务的能力，并且提高经济的效率，那么，政策的设计是为了能够增加真正潜在的增长力，在中长期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是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变得越来越重要，能够更好地去应对经济发展的周期，特别是在经济供过于求的时候，或者是在失业率非常高的情况下，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但是，保罗认为，从供应角度的评估和衡量当然非常重要，但不能作为唯一的工具，因为有时候在短期反而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而且会导致需求变得更少。

　　保罗举了他熟悉的日本的例子，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到2011年，宏观政策和财政政策支持总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真正去解决银行系统资金不足的问题，在2008年、2009年银行危机发生的时候，也出现了相同的问题，需要采取协调行动，给银行体系注入资金。上世纪90年代，日本银行业危机带来很大问题，这不是宏观政策能够解决的。

　　所以，保罗认为不同地方所需要的政策实际上是不同的。

　　美国和欧洲面临不同挑战

　　从全球来看，不同国家和地区面临的问题其实并不相同，先看美国，最需要什么样的政策？看一下美国在经济危机之后的表现，从2009年年底开始，差不多每个季度增幅是在2.1%左右，这个增长还是可以的，失业率从10%降到了百分之四点几，而更加广义的失业率从17%降到了9.9%，这是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情况。

　　但美国GDP现在比危机之前低了10%，意味着政策制定者需要衡量他们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保罗认为美国应该把重点放在供应的改革、移民政策的改革、教育体系的改革。

　　而欧元区则跟美国完全不一样，欧元区现在面临的是需求不足的问题。欧元区真实的GDP仍然要低于峰值期，也就是比危机之前要低。2008年第一季度达到了峰值，到现在已经8年的时间了，所以欧元区8年里经济增长几乎是零，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缺少需求，所以，在理论上首先要出台一些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去刺激需求。

　　对于欧洲改革，市场有不同的声音。保罗认为首先要搞清楚问题的本质到底在哪里，他认为欧元区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五种机构的改革。欧元区最大本质的问题，就是很多经济的架构本身是有问题的，有很多的制度需要改革。所以，保罗认为欧元区应该有一些货币的组织，因为欧元区19个成员国，在宏观经济上面缺少了一系列有效的管理总需求的工具。比如说意大利，它本身就没有一个独立的、本国的经济政策，而且意大利也没有针对其他国家的汇率政策，在这方面就会有很严重的限制，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就很难采取一些针对经济周期变化相应的政策。

　　同时，欧元区的建设也意味着每一个成员国现在通用使用欧元，就相当于他们不断要去借别国的货币，但是去借别国货币的话，自己就不需要印钱的机器了，这可能就会造成很多的主权债务压力和危机。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要解决，肯定是非常困难的。目前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或者具体政策似乎没有太多。

　　中国在制定全新金融架构

　　对于日本，保罗认为有两大政策的挑战。一个是日本出现了一定幅度的通缩，而这已经存在了20年。要结束通缩的话，就需要日本的央行、日本的政府集体采取行动，需要采取很多的政策，当然日本的央行也推出了QE的政策，但是日本怎么样去处理需求管理的政策呢？比如说，日本提高了消费税，但有人担心这可能会让日本经济陷入衰退。所以，日本政策上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出现了和实际情况不匹配的情况，目前的货币政策，并不能够解决日本通缩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日本经济增长乏力主要是因为老龄化，缺少足够的劳动力。日本也出台了一些移民政策，在讨论是不是要开放移民政策，但是并没有真正去解决日本长期的问题。日本即使出台这些政策之后，出生率依然很低。

　　再来看一下中国的情况，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GDP，现在差不多是8000人民币。而中国的经济，现在正在进行可能是在历史上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甚至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改革。到底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是中国未来所需要的？我们怎么样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机构改革？怎么样去改革市场运作的方式和规则？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才能够真正地实现下一个阶段的目标，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有人觉得中国人民银行与美国的央行、日本的央行是非常相似的，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体制是很不一样的，所有的思考都必须基于这一点。所以，保罗认为在评论中国人民银行措施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性，假如完全等同于日本或者美国央行的话，那可能是有失偏颇的。中国央行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为中国制定全新的金融架构，全新的体系，而不是典型需求的管理。

　　各经济体应协调政策各尽其职

　　对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市场有许多争论，认为货币政策承担了太多的压力，这是因为它的一个双胞胎就是财政政策。很多人认为货币政策对于长期的变量，其实是中性的，保罗认为这仅仅在理论上奏效，在实际情况上并不是有效的。他认为今天经济的情况，其实反映的是我们过去，反映的是历史。我们其实在过去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高失业率，而高的失业率可能会造成结构的恶化，反过来对劳动力市场又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

　　保罗认为货币政策确实有很多刺激的效果，但是，现在我们出现了周期性的去杠杆化，刚刚走出金融危机的时候，保罗认为货币政策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刺激性，财政政策有的时候会更加有效，特别是对于刺激基础设施的投资。有的人觉得财政政策的弹药是有限的，保罗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首先应该看一看供需之间的关系，假如它们之间存在空缺的话，我们应该想一想到底是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到底应该用哪种政策，其实取决于供需的特点。很多时候用财政政策更好，因为在财政政策方面，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利用。

　　当然，政策的协调非常重要，保罗认为有三种不同的政策协调，其中一种政策协调其实是比较弱的政策协调，就是这些国家都同意要落实，那些本身能够给他们自己带来利益的政策，所以即使你没有要求他这样做，他们都会这样做，就像G20会议上，他们肯定同意对他们自己有好处的政策。

　　第二种政策协调，则是会产生一种溢出的效应。也就是说，每个国家采取或者通过的政策，其实是取决于其他国家怎么做。在某种程度上都需要各国之间的协调了，这可能跟你自己关起门来去做是不一样的。

　　第三种是囚徒困境，也就是说每个国家都会陷于这样的矛盾，只有大家都这样做，才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但是一个人不这样做的话，结果就会给大家带来非常负面的效果。

　　保罗认为要区分这三种政策协调，这样在谈政策协调的时候，才会更加具有针对性。他认为要应对全球增长的挑战，就需要各个国家协调政策，各尽其职，做好自己的工作，只有齐心协力，才能促使全球经济走出现在的低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