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由于苏俄代表团的到来而加快了组建步伐。在双方多次商谈后，陈独秀决定：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间，在《新青年》杂志社，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正式成立了。关于小组的名称，陈独秀致函北京的李大钊，经认真斟酌，就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党组织的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邵力子、沈雁冰、袁振英、林伯渠、沈泽民、李启汉等人。

　　频繁的聚会活动，引来租界当局关注的目光，于是，便有了开头的《警务日报》的密探记载。既有证据，租界警方为何不采取行动？这得益于在中国大一统格局中，上海华界与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之间、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城市管理的一道道缝隙。这是物理意义上的缝隙，更是制度意义上的缝隙。这对于早期共产主义的活动乃至中共成立后领导的政治斗争，提供了一个政治活动的缓冲地带。

　　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成立后，发起组的部分成员又分赴各地组建党小组，经过组织与联络，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东等地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一个共产主义的火苗，开始在中国大地悄然擦亮火花。

　　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的宣传活动蒸蒸日上。1920年9月，《新青年》改为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这份杂志由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完成了华丽的红色转型。11月7日秘密创办了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这个刊物第一次在中国树起了共产党的旗帜，第一期便印发了5000份。组织青年活动也广泛开展起来，1921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成立，为了便于工作，门口还挂上“外国语学社”的魏碑体招牌。年轻的俞秀松担任第一任团书记。

　　老渔阳里2号是《新青年》编辑部、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所在地，新渔阳里6号是外国语学社、社会主义青团所在地。两个地方都是半公开的红色场所。作为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地，渔阳里是上个世纪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梦开始落地生根的地方。

　　历史新拐点

　　共产主义不是流于理论止于实践。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脱下长衫，走出书斋，深入工人群体中，赋予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深厚的工人运动基础。

　　据1920年“五一”节《新青年》杂志的调查表明，当时上海已有工人 58万人，近半数是工厂产业工人，其中又有15万在500人以上的大厂做工，几乎占了产业工人数的2/3。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在全国范围内，上海已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在上海地区，工人阶级已是城市中最大的群体。1919-1921年，上海的物价飞涨，工人罢工与日俱增。对1920年-1921年可能出现的险峻局势，工部局高层便打破只在每周三召集例会的常规，经常召开特别会议应对“本地局势”，讨论罢工、抗捐等引发社会不安与动荡的诱因，力图做好应对准备。

　　1920年8月15日，由陈独秀和李汉俊发起，创设《劳动界》周刊。发刊词开宗明义，指出“宗旨在改良劳动界的境遇……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创刊不易，深入劳动界更是一个艰苦的长期过程。1920年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启汉，在纺织工人最集中的沪西小沙渡，办了一所工人半日学校，地点在槟榔路北锦绣里3弄（号）。他在短短半年内便组织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人会、上海烟草工人会等许多进步工会。面对风云暗涌的共产主义与工人运动，北洋政府似乎嗅出工人运动的潜在能量，一张张公文密令，企图扼杀工人运动于襁褓之中。渔阳里6号刚开过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就电告北洋军阀政府，称“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 

　　1921年，在历史的承接与演进中，迎来近代中国的新拐点。

　　租界里的文化出版政策步步紧收，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编辑的刊物也陷入步步惊心的境地。1921年初《新青年》月刊的出版被破坏，8卷6号“排印将完的时候，所有稿件尽被辣手抓去”（见9卷1号“编辑室杂记”）。初春不久，《共产党》月刊正排出第3期，突遭租界密探查抄，编辑部只得在此期一页空白纸上写下“此页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一行字。

　　1921年五一节之前，在共产党发起组的领导下，召集学校、社团、报馆中进步人士在渔阳里6号开过三次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筹备会。而这些活动，均被《警务日报》进行了密集记载：

　　24日，早上9点10分。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召开的会议讨论了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方式和途径，会议有34人参加。会议决定于五月一日在圣凯瑟琳附近的公共娱乐场举行大型集会……可能会参加五月一日的会议。要求商店关门停业，在五月一日悬挂旗帜。会议还决定了于4月28日晚上7点举行另一个会议。这次会议由李启汉主持，于晚上12点20结束。

　　29日，关于五月一日庆典准备联合会的会议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晚上8点召开，会议主席是现在失业的前湖南学生李启汉，大约20个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派出四人去区龙华警备司令部访问，并要求准许他们在五月一日的西门公共娱乐场举行大型集会。由于两名法国警方的中国人警探的出现，会议讨论内容受到了相当的限制。会议于当晚10点结束。

　　30日，法国警方代表昨天中午去到了渔阳里6号，也就是五月一日劳动庆典准备活动的总部。警方搜查了该处并发现一些传单。他们还警告与会人员不要在这里开会。会议组织人员散去了，新来了几个学生在这里。

　　一份传单已被印刷出来，将于五月一日由商人和劳工共同救援会散发，以下是传单内容：五月一日，伟大的纪念日。醒来吧，劳工们和商业员工…… 

　　尽管受到严密监视，五一劳动节当日，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员还是集体出动，散发标语传单。几名热血青年到先施公司的七层楼上，象天女散花似得把传单、标语投到大马路(南京路)上，不仅惊动了行人，也忙坏了印度巡捕。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庆祝会，昭示了共产党与工人运动结合的雄伟力量。

　　在中国开展卓有成效的联络和建党准备之后，1921年初维经斯基受命回国。4月初，列宁派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马林。6月3日，马林踏上上海十六铺的码头，在李达、李汉俊的协助下，1921年7月23日后一周，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的代表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树德里石库门大厅里汇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犹如一座火山，在中华大地上，一个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经过漫长的能量积蓄期，终于到了喷发的临界点。

　　尽管，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性在当时并没有立即显示出来，但是“这个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从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156页）。正是由于上海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独特地位，工人阶级在这里走上历史舞台，早期共产主义者率先践行，催生了一个新型政党的诞生。

　　在历史的年轮上，这些重要瞬间，犹如一颗颗闪亮的恒星，定格在时光隧道中，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卷中熠熠生辉。时代的车轮在疾速前进，今天，这些历史记忆时常被记起——因为，这些瞬间传承着中华民族精神的不朽基因。

　　摘自《档案春秋》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