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最憧憬的是，能成为一名像我表哥表姐一样的——军人。

　　我的表姐十几岁时，就毅然自己报名参军。上世纪五十年代，远离上海和亲人。相片上齐耳短发英姿飒爽的她，穿着厚厚的棉军装，深深刻在我脑海里。我的表哥，他头戴大盖帽、带肩章着装的照片英俊挺拔，简直就是我的偶像。

　　1966年，我高三临毕业的那年，正在紧张备战高考。一日校长办公室通知我去沧州饭店，说是军区文工团让我去面试。我满心欢喜，理想终于快要实现了。进了饭店，长长的走廊，一个人都没有，只听见自己的心脏怦怦地跳。轻轻敲开房门，里面有几位高大的穿军装的军人，用今天的话说，都是高颜值的。他们分别简单问了我几句话，就给我一张纸，让我读一下。我眼睛一扫，哦！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闫妮给忘本的陈喜的一封信。

　　我一字一句地读：

　　“指导员，我非常难过，不是为自己，是为陈喜。我们俩从两小无猜到参加革命，没有发生过一次口角……

　　那绣着一双鸳鸯的针线包，是我做姑娘的时候，背着人偷偷给他缝的，也当着我的面扔掉了！指导员，他是把部队的老传统扔掉了，把老区人民的心意扔掉了，把他自己的荣誉扔掉了!指导员，我多么为他难过，党培养他这么多年，没倒在敌人的枪炮底下，却要倒在花花绿绿南京路了！我真为他的前途担心!指导员，你一直对他很好，你拉他一把吧……”

　　也不知怎么回事，读到最后，想到我参军后，可能马上会离开家，离开上海，我的眼睛酸酸的，眼眶里热呼呼的。

　　他们笑着点头，和我具体说了些什么，我都记不清了。再后来，也没了音讯。随着紧张的高考复习，也就淡忘了此事……

　　我从1958年进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的少儿演播小组，录音、演播。读书时，我也渴望当广播电台播音员。多年后，不知听哪位老师说，高中毕业前，电台曾来我们学校，可因为我家有海外关系。我模模糊糊第一次意识到，“海外关系”对我的影响。

　　毕业后，我下乡了。我在乡下曾九死一生，医生给了我第二生命，我由此萌生了学医的梦想。

　　很偶然的一次去县医院，见到一位上海籍的院长。他医术很精湛，我告诉他，我很想成为院长一样的大夫治病救人，穿上白大褂。他对我说：“你有医生的气质，可以考医学院啊。”这应该是我的第三个理想。再后来，在县里举行的选拔考试中我成绩优异，被医学院录取。遗憾的是，还是因为那个原因，我和“白大褂”失之交臂。

　　我的理想，一一破灭。最终我成了一名三尺讲台上的教师。一站就是一辈子。有意思的是，我曾经的梦想，在我学生身上一一实现。

　　毕业后，成了军人的学生有很多。他们来看我，很英武地向我敬礼的瞬间，我每次欢喜得想掉泪。他们圆了我的军人梦。

　　毕业后穿上白大褂的博士生导师，过年给我发微信，说：“董老师，我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您曾经给我的鼓励与鞭策。”

　　我想起来了，她读书时是优等生，门门考第一。一件洗得掉了色儿的碎花的小褂子可以穿三季，除了冬天。

　　仔细读着她的微信，我觉得自己没当上大夫，有个教授医生的学生，也够宽慰自己的了吧？

　　今年春节，在新加坡电视台供职的小焦和在市级幼儿园任教的资深幼儿教师来我家看我。她俩都是我的学生一边一个，紧紧搂住我时，我好幸福！

　　我曾经的理想、梦想有过一个又一个，唯独没有——教师，这一职业。

　　奇怪的是，如果时光倒转，让我重新选择，我会选择教师，这一极其普通，我却以此为傲的职业。

　　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