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有一天，我在拉萨河边走。天空奥蓝。低缓的山岗上，白石磊磊，河水清冽，没有风。更远处，一只鹰抓着云梯奋力向上爬去。几个黑乎乎的人石头般坐在河边，除了他们，大地上没有别人，就像中世纪的某日。

　　到得面前，看出这些人笑容满面，刚打完鱼，歇着。他们是梭巴村的，藏族人一般不吃鱼，鱼对于他们来说，是神灵之一，只有梭巴村例外。旁边，石头支起的火塘正在冷却，刚刚煮过什么。渔民起早摸黑从村子出发，手扶拖拉机载着羊皮筏子，在鹅卵石滩上颠簸一个多小时，天蒙蒙亮的时候下水，一直干到中午。羊皮筏子已经底朝天晾着，比一张双人床大些，我试着搬一下，就像扯着大地的耳朵，动都不动。公路上停下来一辆吉普车，走过来一人，挎着照相机。他说一口流利且不容置疑的普通话，与他们套起近乎，赞美劳动、表扬风景什么的。后来他要求渔民们再打一次渔，让他拍些照片，渔民们犹豫了一阵，答应了。羊皮筏子再次拖下水去，又干一次。那时候鱼已经走了，打鱼要在黎明的时候。他拍够了，渔民再将羊皮筏子弄回岸上。一个小个子渔夫，身板结实，腿细溜溜。转眼他已经将羊皮筏子翻到背上，羊皮筏子底面与沙滩一样，灰白，满是伤痕，他仿佛将大地背到了自己的背上，一瘸一瘸地走，卸下，站着喘。那人收拾好就要走。一个高个子的渔民，穿着旧军装，一条裤腿上全是暗淡的油污，压低嗓门说，可不可以给点钱。他一愣，被这个要求惊到了。他是国家大刊物派来采风的，脸色很不好，仿佛这是他的领地，被雇工冒犯了。不给。渔民本来就黑的脸膛暗下去，不吱声了。

　　吉普车扬起一股灰。

　　另一回，一个摄制组来到澜沧江流域的一个小县城。国家电视台，县上非常兴奋，管吃管住。导演答应宣传。摄制组来到高原上，随便找到个帐篷。三位藏族姑娘正蹲在地上做酸奶，老妈妈在缝补，老爷爷在睡觉。

　　省上来的！马上爬起来，盛上洁白如玉的酸奶热茶。导演让姑娘们换上节日穿的新衣服，去溪流边表演洗头。那是10月末，溪水是从雪下面淌出来的。姑娘们很兴奋，脸蛋通红，手指僵硬，在冰凉彻骨的溪水中一遍遍地洗啊洗。

　　摄像机支在那里，并没有装录像带，只是空转，让县里陪同的人以为拍了。导演要节约他的带子，他是拍大片的。可以想象姑娘们在摄制组离开后，每天都去电视机前等着。这是些遥远高原上与世隔绝的、忠心耿耿的天真之人。

　　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有个小说叫做《菊花》，也是讲诸如此类的事。为了说动那农妇买他的桶，贩子赞美她的菊花，她一高兴，就买了她并不需要的桶，还送他一盆菊花。出门时发现贩子已经将菊花扔在泥泞的道路上，轮子碾过去，只带走了花盆。作家仁慈，那小说仿佛是在替别人道歉。

　　后来，那位摄影记者去冲洗胶卷，全部报废。他又开车返回河边，渔民依然坐在河岸上，孤独而高傲，仿佛从未离开。他要求补拍，并答应给他们一大笔钱。渔民们坐在河岸上，一动不动。这不是我编的，我居然再次遇到他，他很沮丧，一直责怪那些渔民贪财，一边喝着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