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雅号，此号不提也罢，提起来真难为情，因为那雅号不好听。但一提起那雅号，就会让我想起当年如何应征入伍的。

　　我小时候有个愿望，就是长大了当名解放军，去保卫祖国。可真正长大了，这个愿望却一直实现不了，每年体检通过了，政审却通不过，1967、1968年都如此。1968年8月到江西当知青以后，仍然如此，原因就是父亲是“走资派”。

　　1971年7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记得批准的那天，公社党委领导找了我谈话：批准我入党，是因为我自己表现好，是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批准的。家庭成分不好是不能当兵的，我想当兵恐怕无望了。

　　1972年，我已经22岁，是应征年龄限制的最后一年，我赶了十几里山路，到公社人武部交了决心书。然后只好“听天由命”了。

　　那年12月底“送兵”，15日开始发“入伍通知书”，到了16日，没有我的，我想，这一下可能彻底“泡汤”了。

　　正处在失望之中，17日早上，村里各家还没有开饭，市人武部邱干事坐部里的北京吉普突然来到队里，这是在山沟里“破天荒”头一回。他急急忙忙跟队长打了招呼后，拉上我就赶紧往市里开。在车上，我才搞清此行是怎么回事。原来，昨天白天，为了我能不能去当兵，地方与接兵部队专门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该同志”表现好，当兵愿望强烈，又是党员，能否请示上级，给予批准。下午，上级指示：只要“该同志”的父亲现在还是党员，就可批准。接到指示，部里领导很重视，今天上午，安排与我父亲单位党委直接通电话，我也参加，如有机会，和我父亲也讲几句。

　　车在山道行驶了近一小时到了市人武部，我进了会议室一看，市征兵办、接兵部队的领导都在，看见我们到了，部里领导说：“那就开始吧！”

　　那时候，电话都是手摇电话。接线员要从我们井冈山、吉安、南昌、南京一站一站接过去，过了好久，接通南京9424单位党委后，接线员把听筒递给了邱干事，正式开始通话：

　　“是南京9424党委吗？”

　　“是。你是哪里？”

　　“我是江西井冈山市征兵办，我叫邱会普，我现在以征兵办的名义想与你们党委通话，可以吗？你贵姓？”

　　“可以。我叫吴信龙，口天吴，写信的信，天上的龙。是党办主任。请讲。”

　　“好。我们这里有个青年叫袁晓赫。是应征入伍的对象。”

　　“他的姓名怎么写？”

　　“噢，这样写：袁，袁世凯的袁，晓，赫鲁晓夫的晓，赫，赫鲁晓夫的赫。”

　　听邱干事这么介绍，对方笑了没笑，我不知道，会议室一片大笑。

　　邱干事报了我父亲的名字，问现在是不是党员。对方说：“请稍等，让我查查。”过了十分钟左右，回答：“是党员。”邱干事连声说：“那好！那好！”这时，我发觉在座的领导好像都松了一口气，记录的也放下了笔。

　　接着邱干事请对方先把党员证明用电报发到井冈山，并商量妥具体事项，然后，问对方能不能现在请我父亲来接一下电话，说：“他儿子马上要当兵了，让当父亲的也祝贺几句。”对方马上笑着回答：“可以，我们立刻开车去接。”

　　邱干事刚放下话筒等待，会议室立刻爆响起一阵阵掌声。几个参谋干事比我更激动，一个个冲上来，打我、拍我、捶我；“‘赫鲁晓夫’，你终于可以当兵了！”

　　在井冈山的雅号就是这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