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电台的通信、侦察和新闻等工作都是在爸爸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爸爸和妈妈和做上述工作的同志关系非常密切。妈妈毫无“架子”，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也都很关心。妈妈有个外号叫“小麻雀”，因为她很活跃，身材苗条，走起路来很轻灵，又勤快。这个外号从机要科传遍部队，传到了红军总部和中央首长中间。晚年的毛泽东依然记着妈妈当年“小麻雀”的外号。

　　爸爸和部队其他指战员一样，每天只有五分钱菜金，还得不到保证，所以生活水平大大低于电台技术人员。有一次，爸爸和妈妈来看望大家，一进门就说：今天到你们这里来“开开斋”，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了。有时他们在夜餐前就来了，爸爸说：肚子咕咕叫，要来瓜分你们的夜餐了。当然，大家都非常欢迎他们来，只要他们来吃夜餐，大家都情绪高涨，说说笑笑。

　　长征中爸爸非常注意扩大红军，规定每个连队都要有一个扩红小组，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要去扩大红军。与此同时，他还叫妈妈有时间也参加这项工作，说女同志参加扩红工作效果更好。扩红时要特别注意扩大红军和培养技术骨干，收集通信器材。红二、六军团会师时，只有六军团有两部电台，会师后调给二军团一部。到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师时，红二方面军的电台已经发展到八部。

　　“好，我们的女儿就叫远征吧”

　　1936年7月初，爸爸和妈妈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一起进入了茫茫草地。这时，对妈妈来说，要比其他人艰难得多，因为她就要临产了。行军到了阿坝地区，妈妈随部队蹚过齐腰深的河，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了一家藏民的楼屋。藏族民居多为二层木结构，上层住人，接地层均留作圈养家畜。在楼层间，由一根凿槽的横木担在中间，藏民们就凭着这根长木四肢并用上上下下。此时，阵阵腹痛袭来，妈妈知道孩子要降生了。她已经爬不上那座藏楼，就踉跄地在阁楼下的牦牛和羊圈棚里，生下了孩子。

　　爸爸端详着刚刚出生的孩子（即我的二姐），认真地说：“仪芳啊，就叫她‘远征’吧！”意味着纪念长征。身体极度虚弱的妈妈很快理解了爸爸的用意，说：“远征，远征，好，我们的女儿就叫远征吧！”这个女儿也成为她铭记长征的历史见证。

　　二姐远征的降生虽然给爸爸和妈妈带来了欢乐，同时也使衣食没有着落的母亲心急如焚，她每天只嚼野草根，哪能有奶水给嗷嗷待哺的女儿吃啊！阿坝地区地广人稀，是红军长征中很难筹集给养的地方。关于这段难忘的经历，妈妈后来回忆说：“我产后什么都没吃，只能吃草。”而爸爸则亲自采摘野菜，老的自己吃，嫩的留给妈妈。

　　朱德听到二姐远征出生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他知道妈妈缺少食物，就亲自到河边去钓鱼，并亲手给妈妈做鱼汤喝。妈妈感动地说：“总司令，烦劳您了！您那么忙还为我……”爸爸又惊又喜地问：“总司令，哪来的鲜鱼啊？”朱德回答：“有山就有水，有水就有鱼嘛！我自己钓的嘛！”正为母女俩无吃食而发愁的爸爸也像朱德那样，用缝衣针做成鱼钩去河边钓鱼。间隙时，他们还常出去打猎，弄些野兔、山鸡等回来煮给妈妈补身子。妈妈直至晚年时还甚为感慨：“伟大的同志爱，真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温暖了我的心。”

　　暂时有了食物，妈妈又遇到了更大的难题。长征路上女红军做母亲难上加难。此前有很多人是为革命失去过亲生骨肉，如此艰难困苦条件下生孩子，她们无论如何不想再失去孩子。尽管许多人再三动员她们把孩子留给沿途老乡，但都被她们拒绝了。部队又要开始艰苦行军，爸爸艰难地对妈妈说：“把孩子留下吧！”妈妈却紧紧地抱着女儿不放手，默默垂泪。

　　因为爸爸和妈妈都知道，这已经是他们的第七个孩子了。1928年，第一个孩子出生不久中途夭折。1931年爸爸受党派遣前往中央苏区，妈妈生下女儿远志以后，不得不忍痛割爱，将远志送回湖南老家后赶赴中央苏区。1934年突围西征前，妈妈刚生下儿子湘赣，又忍痛寄养给老乡。前几个孩子，不是死就是散，只有远志被送往湖南老家抚养。妈妈多么想带二女儿一起行军啊！妈妈难过地请求爸爸：“就让这个孩子留在我们身边吧！”战士们听说首长要把孩子送走也一致反对，在大家共同劝阻下，二姐远征留在了父母身边。

　　在长征途中，爸爸担负着繁重的领导任务，但他尽量自己照顾妈妈和女儿。爸爸缝了个布袋，把远征背在背上。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搀扶着妈妈，艰难地向前行走。长征途中，这对夫妻摇摇晃晃的身影，至今还深深地印在许多老同志脑海中。同志们也轮流背着远征行军。为此，妈妈一直感念，她常说，如果没有战友们帮助，恐怕她又要失去远征了。全国解放后，爸爸和妈妈去找过哥哥湘赣，但一直没有找到，妈妈很难过。爸爸安慰妈妈说：“不要难过了，为了新中国，我们失去了多少同志，多少亲人！”

　　妈妈给后代讲过—件红军长征过草地的事情：有位战士踩入沼泽地越陷越深，为了不连累战友，他连连向救援战友摆手，示意他们不要过来。可以想见，长征路上这悲壮的一幕，留给妈妈的印象又是多么深刻啊！但是妈妈怎么也想象不到的是，当妈妈为了北上抗日进行万里进行长征时，她的嫂子赵一曼已经在东北参加英勇抗日的斗争了（大革命初期，妈妈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曾经见到过赵一曼两次）。而1936年8月2日，正当生下远征姐姐还没有满月的妈妈艰难地跋涉在即将结束的长征途中时，远在白山黑水之间的赵一曼写下给儿子的绝笔信后，英勇就义在珠河县。

　　妈妈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这也和她经过长征的艰苦岁月有密切关系。毛泽东书写“艰苦朴素”的大幅照片，在她办公桌玻璃板下醒目地摆放着。做针线盒也是她从红军长征艰苦岁月中使用针线包的优良传统而来。直到晚年，她还有一个用棕色硬纸盒做成的针线盒。她把针线、扣子、小剪子都放在里面。衣服破了，她就拿出这个小盒子，将破的地方补好再穿。妈妈的生活不仅非常节俭，而且还非常有序。她每次从医院看病回来以后，总是把包中药的纸绳、口袋和小药瓶等都一一收好，以备以后使用。每一张包装纸，每一份报纸，妈妈都分类放好，以便于查找和再使用，什么都不浪费。

　　1950年爸爸去世以后，妈妈被任命为中央机要局机要处处长，这个任职，充分体现着妈妈对中国革命的杰出而又默默无闻的独特贡献。后来，她担任过全国妇联第八届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2003年，妈妈静静地走了。根据她的意愿，妈妈生前最喜爱的有红星的灰布八角帽，也随她一起又一次地开始了“远行”。

　　关于爸爸等在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妈妈回忆说：“红二方面军在西康的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你与总司令及其他许多同志一起反对叛徒张国焘的斗争，使第二方面军全体和第四方面军一部分顺利到达陕北，与第一方面军会师。记得在1927年，你曾领导青年团进行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积极拥护党的革命路线。你是善于团结人的，但你首先坚持原则，坚决反对无原则的迁就。”

　　“张国焘了解弼时同志的为人，知道弼时同志在原则问题上是从来不让步的。弼时和朱德等同志既严肃地批评他，又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同时又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谈心，宣传北上抗日的意义，终于促成了两大主力红军共同北上。”

　　在长征途中，妈妈虽然同爸爸一起行军战斗，但是，开始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直接了解并不多。不过，她在从事机要工作的同时，从两军团电台同党中央、红军总司令部朱德、张国焘电报失联，恢复，往来联络过程中，了解到了一些爸爸与贺龙、关向应、王震、萧克等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活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