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愿意为司徒雷登工作

　　那天，照例的饭后散步。漫步在小径上，司徒雷登推心置腹地向眼前这个青年人说了自己的理想。他说，之所以把燕京大学置于中国土地之上，目的就是要彻底、永久地将它转变为一所中国化的大学，由西方人建校并不是坏事，可以将西方的优势介绍到中国来，但最终，燕大还是要办成一所生根于中国、为中国服务、由中国人管理和支持的大学。停顿了一会，司徒雷登又说，他思考了很久，他意识到，燕大要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和中国社会沟通，让中国人明白其重要意义，这样才能得到中国人精神和经济上的支持。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和中国社会沟通。说到这里司徒雷登突然转身问傅泾波，是否愿意协助他从事这项重大任务。

　　傅泾波一直在安静地倾听，被司徒雷登这么一问，愣了一下，半天没答上来。司徒雷登笑了，说：“不必急，你好好考虑一下。”

　　傅泾波的迟疑，并不是因为不愿意，在他的心目中，他对司徒雷登的爱甚至超过了对他亲生父亲的爱。只是，身为满清王公后裔，他有着天生的矜持，他担心为司徒雷登工作会遭来非议，但又无法拒绝司徒雷登的请求，于是在一夜的辗转反侧之后他给了司徒雷登一个肯定的答复：他愿意为司徒雷登工作，但只对司徒一个人负责。他不参与燕京大学的任何校内事务，除了差旅费外，也不接受任何薪酬。

　　与此同时，傅泾波对宗教的认识也日趋成熟，司徒雷登的言传身教，让他觉得自己不能再无目的地徘徊，坚定了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信念。1922年，傅泾波接受了司徒雷登的施洗，成为一名基督教徒。

　　有段时间，傅泾波老是觉得身体不适，日渐消瘦，去医院一看，说是染上了肺病。那年月肺病是很凶险的大病，为了不传染给家人，傅泾波不得不暂停了燕大的学业和手上的工作，住进了北京西山碧云寺内五塔下的“天然疗养院”。

　　疗养院共有9间房子，人称“九间阁”。不久，院方又筹款在不远处的温泉池附近建起了十余间房屋，将泉水引入室内，改称为“温泉天然疗养院”，由于疗养院所在地风景秀丽，再加上对洗温泉好处的宣传，吸引了很多社会名流，李大钊、陈独秀、蒋介石、张学良等许多名人贤达都曾前来疗养。

　　“天然疗养院”乃李石曾所创。这李石曾又是个鼎鼎大名的人物，不仅是同盟会的重要成员，还是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在政坛和文化界都很有影响。他的父亲李鸿藻曾任军机大臣，当过光绪皇帝的老师，跟傅瑞卿交情颇深。

　　说起李石曾与傅泾波的关系，曾有人断言，李石曾是“除司徒雷登以外，对傅泾波一生影响和帮助最大的人”。李石曾很看重这个傅家的小兄弟，尽管他反宗教，力劝傅泾波不要与教会来往，但后来傅泾波皈依了基督，也丝毫没有影响两人的关系，因为李石曾，傅泾波认识了很多政界、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如陈立夫、张静江、宋子文等。陈立夫很欣赏傅泾波的为人，不仅把傅泾波推荐给蒋介石等中国最高当局，还多次劝说傅泾波加入国民党，并明确表示，想当大官就一定要参加国民党，但傅泾波不为所动，他愿意结交各方头面人物，只是为司徒雷登工作的需要，至于他自己，则始终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这让司徒雷登在傅泾波广泛的人脉关系之外，又看到了傅泾波高尚的人品。

　　经过一年多的休养，傅泾波康复了，他离开燕大，回到北大就读。对他的这一举动，很多人猜测是因为他听到了一些流言蜚语，所以选择远离是非之地。确实，傅泾波与司徒雷登不同寻常的关系，遭到燕京大学一些教工们的嫉妒，他们总是揣测傅泾波无偿付出的背后有什么目的，这让生性清高的傅泾波十分苦恼，于是干脆避而远之。但他是个一诺千金的人，虽然离开了燕大，却没有离开司徒雷登，仍然一如既往地为司徒雷登工作。

　　1924年，司徒雷登作为主婚人，为傅泾波主持了婚礼。傅泾波的妻子叫刘倬汉，汉人，比傅泾波大一岁。说起来，这应该算是个“包办婚姻”。刘倬汉的父亲是傅瑞卿在北京灯市口基督教查经班的好友，河北昌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