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朗是一个丰富生动而有趣的人，有坚定的勇气、坚强的性格、执着的信念、旺盛的精力。斯特朗与总理相交甚为融洽，对总理充满崇敬和敬佩之情。

　　赵风风女士当年应廖承志的安排为斯特朗做秘书，她曾回忆道：

　　1958年，我刚当斯特朗秘书没多久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被邀请参加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除夕舞会。她先和贺龙（当时的副总理）等跳了，然后说她累了就回到楼上房间休息。当我告诉她周总理来了的时候，她立马来了精神。周总理和一个少数民族姑娘跳完后就来到斯特朗的桌边。周总理祝斯特朗新年快乐，请她跳舞。当时斯特朗已经73岁了，曲子太快，她怕跟不上，但又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就在800多人面前跳了。她回来后非常兴奋：“这些人都知道，我是今年第一个和周恩来跳舞的人。”深夜1点多钟回到房间时，她给朋友们写了密密麻麻10页纸的信说这件事。

　　斯特朗工作勤奋、生活简朴。定居中国后，作为记者，她依旧如故，跑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去采访，搜集资料，然后写作。她不满足于报道，对一件事总有她自己的理解与分析，她的新闻报道都很有价值和深度。

　　74岁的时候，斯特朗听说新华社正在组织一个记者团访问西藏，她就向周总理要求允许她也参加。当年，她已经70多岁了，周总理犹豫不定。但是斯特朗非常坚决，没有办法，总理最后只能答应。斯特朗表示，她将会是访问拉萨的第一个美国妇女，也是访问拉萨年龄最大的美国人。

　　刚到西宁时，斯特朗就病倒了。第二天，本来准备乘一架没有加压密封舱的小军用飞机飞越唐古拉山脉，但由于暴风，飞机推迟起飞。别人都打算趁此参观当地有名的东关清真寺，斯特朗躺在病床上，已经不能活动了，但还是不肯错失捕捉新闻素材的机会，要求赵风风去参观清真寺，然后告诉病中的她。三天后，斯特朗身体恢复了，便和《人民日报》的唐力、《伦敦工人日报》的阿兰宁顿和《真理报》的一个记者等几个人飞到了拉萨，而这架飞机是总理知道她生病后特别安排的。

　　在拉萨，刚恢复的斯特朗浑身是劲儿，报道扫盲运动、农业和小工业开展的成效。然后就急着回北京，她惦记着第一个返回北京，就可以最先发表消息。

　　在她80岁生日时，中国领导人像庆祝长辈大寿那样为她专门做寿，斯特朗当时收到了两张贺卡，一张是毛泽东主席送的，一张是周恩来总理送的邀请赴生日宴会的请帖，中央领导还专门包下一架专机，拉着她和她的30多位中外朋友到上海的锦江饭店，为她举办生日宴会。

　　在宴会上，周总理举杯祝酒说，斯特朗女士今年40“公岁”。在场的宾客都感诧异，斯特朗明明是80岁，为什么周总理却说是40公岁呢。周恩来接着解释说，在中国，“公”字是紧跟它的量词的两倍，40公斤等于80斤，因此，40公岁就等于80岁。言罢，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斯特朗也会心地笑了。周恩来还说道，这不是老年，而是中年。斯特朗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写了大量的文章，她的精神还很年轻，祝贺她永远年轻。当天，他在印有齐白石画的贺卡上题词：“庆贺亲爱的斯特朗同志八十大寿。”

　　为剧院、剧场、剧团题字

　　众所周知，周恩来对中国戏剧事业的发展十分关心，而周恩来自称江浙人（生于江苏、祖籍浙江），对南方的剧种怀有特殊的感情，特别是对越剧、淮剧更是情有独钟。他曾为上海多个剧院、剧场和演出的剧目题字，还留下“出谋划策”的佳话。

　　1959年9月，上海越剧院到北京演出《红楼梦》。周恩来、邓颖超在欣赏演出之余，对台词、服装和表演还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并与演职人员交流。周恩来称赞“这个戏演得很好，剧本也不错”，并登台与全团同志一一握手，拍照留念。后来，他还邀请越剧团的演员到家中作客。1962年，越剧 《红楼梦》拍成电影，周恩来特地把电影拷贝赠送给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并专门为“上海越剧院”及其演出的 《红楼梦》题字。

　　周恩来生于江苏淮安，对淮剧怀有乡情之感。他多次观看淮剧演出，还与著名淮剧演员筱文艳（淮安人）认了乡亲。1957年10月，周恩来在上海看了她的演出后询问，淮剧经常在哪里演出？筱文艳回答说，没有固定场所。上海市文化局长李太成说，局内已确定将金城大戏院给淮剧团排练演出。周恩来说：好！打算叫什么名字？筱文艳回答：打算叫淮光剧场，因为上海淮剧团前身叫淮光剧团，我们要为淮剧争光。所以叫淮光剧场。周恩来听了后笑着说：“你们想法是好的，我看最好不叫淮光剧场，因为上海人念‘淮’与‘坏’是同音，他们会把淮光剧场读成坏光剧场，这就难听了。”大家赞成总理的意见。筱文艳请总理为剧场起个名字。周恩来说，“外国人都知道上海有个黄浦江，我建议叫黄浦剧场吧！”大家拍手叫好。筱文艳取来笔墨纸砚，周恩来欣然题写了“黄浦剧场”四个字。

　　早在1960年8月，中央领导在上海开会，有一次在锦江小礼堂安排了一个晚会。余红仙在晚会上演唱了苏州弹词开篇《蝶恋花》。陈云等不少中央领导同志都听了，非常赞赏。那天，周恩来总理因为有事来晚了，陈云向他介绍说：“评弹有个蝶恋花，很好，您可以听听。”于是让余红仙又唱了一遍。演出结束后，周总理特意上台祝贺演出成功，并且高兴地对余红仙说：“《蝶恋花》的曲子谱得很好，唱得不错，尤其是最后两句更有激情。”总理还说，你在唱“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时候，用了一个挥泪的动作，这并不符合毛主席原作的思想感情，毛主席是说烈士英灵知道推翻了蒋家王朝高兴得流泪了。这是激动之泪，是喜泪，不能用悲伤流泪的动作来表露。最后，周总理还对余红仙说：“以后，我还要听你唱呢！”又有一次，周总理听了余红仙弹唱的毛主席诗词《十六字令三首》后，高兴地提出：曲调激情很好，但配乐单调，要再加工。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在1961年1月22日由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合唱团联合举行的音乐会上，苏州弹词《蝶恋花》被搬上了交响合唱的舞台。此曲仍由余红仙独唱，上海合唱团二百人的合唱队伴唱，由上海交响乐团伴奏。经过音乐家的精心编配，作品更加完整，它以抒情的演唱和恢宏的气势轰动了乐坛，从此享誉全国。

　　摘自《档案春秋》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