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痛批租界巡捕

　　从1869年到1882年，这13年里，李平书始终不懈地走在功名寻觅的小路上，他不断参加考试，期望有一个大突破，但始终没有如愿，无法攀上举人台阶，在这一点上，他十分相似于那个王韬，为此，他相当沮丧。1882年，工部局领导的第二上海不断引进西方工业文明，让泥滩之地有脱胎换骨的大变化，李平书接受了蔡尔康邀请，进入新闻媒体的《沪报》，与苏稼秋、王西廖、黄子元等人成为同事，他的内心，想着抛弃功名之路而换一种新的活法。

　　《沪报》工作期间，李平书一度干得很欢。

　　对帝国未来，李平书的看法与早期改良派异曲同工，也许他的许多思想都受影响于对帝国现状、帝国未来有更深刻洞见的人们，不过，仅就李平书发表在《沪报》上的评论文字，你不妨将他定义为：那个历史时期中目光、思想都居于前列的上海人之一。比较难得的是，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还处在对西方器物文明十分膜拜的阶段,李平书已尖锐指出，器物只是事物表象,根子不在器物，而在中西法律、习俗等方面的严重差异，要学必须学这些，而不仅仅学器物。他的这个观点，比较中国思想史上绝对重量级的严复，要早了20年。

　　关于中法战争，李平书的态度激烈、好战，可以说很清流。

　　1883年四五月间，他接连发表十篇《救越策》，从国势、兵力、饷源、器械、进取机宜、封堵设防、沿海防务、博考舆图、广储将才以及战和大局等十个方面，系统论述了他对中法之战的种种看法，李平书将自己的书生意气化作激扬文字，“人之心愤激，积之数十年。一抑于天津之和约，再抑于台湾之和约，三抑于燕台之和约，四抑于伊犁之和约。虽农夫俗子，闻外洋构衅，莫不含愤欲伸，闻国家赔银，莫不咨嗟太息。朝廷务尽怀柔之道，愚民不以为羁縻难峙，而以为甘于受侮，不逆之徒将藉口于义愤而贻国家莫大之忧也。”

　　李平书非常尖锐地指出，“今日之大势观之，未尝不可保中法此时之和局，而特不能保中法日后之和局耳”“中国人心，皆有同仇敌忾之志，隐然若以十八省视力越南者，何以当轴者犹迟疑于可保可弃之间，而绝不视为切肤之患，是岂真愚民之愚，而在上高深不可测耶”。

　　李平书那时盛赞南方前线的黑旗军刘永福，“千斤之重，一发系之，吾能不视之为中流砥柱哉”。历史后来记住了这样一个小细节，因战功而获得慈禧太后激赏的刘永福，后来因“内附趋朝”而路过上海,他在第一上海某大酒店摆下宴席，特地邀请《字林沪报》的蔡尔康，并“优礼有加”，原因系刘永福看到发表在《沪报》上的种种关于他的新闻，关于黑旗军的评论。历史没有说明那晚上，李平书出席了这个宴会了吗？不过，当蔡尔康端起酒杯向刘永福致敬时，我们可以将他杯中酒看做盛有李平书的敬意。

　　对法国人，不，不，应该说更广义的，对西方人的憎恨，很深地扎根在李平书的内心中，这就如同他非常、极其、不可遏止地憎恨着以洪杨之乱为代表的帝国土地上的一切暴动者与叛乱者，在这点上，他与王韬截然不同。还在龙门书院求学时候，还在《沪报》撰写时评时候，李平书便皈依了民族主义这种后来越演越烈的意识形态。

　　基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植入，李平书对租界、租界文化很不以为然。

　　他认为租界兴起不过借助了这样三件事情：一，1853年的红巾变起；二，1860年的太平军东下；三，江浙糜烂，东南半壁，所剩上海一城。他对租界中的许多文化给予强烈批判，不过，有时这样的批判并没有反映出他的思想深刻，倒体现了他的情感短视。譬如当许多人赞叹租界马路平坦整洁，把在租界中乘坐马车游览当做来上海旅游的三大内容之一，李平书却认为，因为马路平坦，便导致马车飞奔，而马车飞奔，又将导致行人被撞倒。对了，读着他的这种逻辑，你会感觉好笑。

　　李平书痛批了租界巡捕，尤其是华人巡捕，认为他们与流氓为伍，不过是又一种流氓而已；对工部局要查处打人的中国水手，李平书同样愤愤不平，他认为“吾不解西官与工部局何不一为查禁，独斤斤较量于中国水手。此所谓名公而实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