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又快到了。不算社会上听过我的课的，就是学校里有学籍的被我教过的学生，也要成千上万了吧？眼前不禁掠过了他们的一个个身影和面容。

　　他们都真是我教出来的吗？有一位我早年教过的66届毕业生，后来去了空军，成了部队的一级创作员，出了许多传记文学作品。几次看到他写的回忆文章，每次都提到我当年怎么帮他打下坚实的文字基础，甚至还举出了一些例子。我当然很感激，但坦白地说，这一些我都记不起来了。是啊，一个老师的记忆怎么能同全班几十位同学比呢？况且，同上一堂课，各人的收获是不同的，“润物细无声”，我们的责任只是在浇灌，开不开花最终还是得靠他们自己。

　　也有相反的情况。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位学生显示了她的文学才华，我非常高兴，给了她不少帮助，一起度过了一段很能体现师生之谊的日子。但她出国之后就日渐疏远了，乃至后来杳无音讯了。虽不免有些怅然，但再一想，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环境和经历，她要为自己的前途拼搏，怎么可以要求她对你念念不忘，师生之谊毕竟只是生命之途当中的一段，即使值得回忆，每每也是无声的。

　　倒是当初相处得有些紧张的学生，日后的情况又完全不同。“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我们附中就近招生，招来了一批无论是学业基础还是文明习惯都同历届择优录取的新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学生。平心而论，教他们真是够难的，有时“像做派出所民警”一样。但由于全体教职工的共同努力，四年后，他们身上蕴藏的朴实、勤快、厚道的诸项品质被激发调动起来之后，学业上虽拔不了尖，却大多数也过了关了。特别是到了社会上以后，除了几位特别优秀的，多数都未能获取进一步深造的条件，有的还去了海岛、偏远农村等条件较差的地方。但是，时间最能考验人，如今已是他们光荣退休的日子，可以这么说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尽职尽责地完成了各自的职业生涯，而就个人与家庭的生活而言，也是纯朴、实在、正派的。我为他们的生活道路感到欣慰，我为当年付出的大量劳动感到骄傲。他们与我们几位老师也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成了各年级中交往最频繁的一个集体。有人不无嘲讽地说：“附中是他们的最高学历，他们当然要珍视了！”这话说得未免有些缺德，莫非进了复旦、北大乃至出国留学之后，就该把中学母校忘记了？相反，我倒觉得，我们的教育，倘能培养出成万上亿的合格公民，恐怕比造就出几位院士水平的拔尖人士更重要。

　　北师大陈垣老校长说过：“教书以诚恳为主，无论宽严，使学生得益。”如今我们的教师，该怎么使学生得益呢？

　　几十年的教师生涯早就结束了。不知当今的师生，相处得如何？

　　十日谈

　　我和我的学生们

　　老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能青出于蓝胜于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