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期，每一个满是晨露的早晨,大地还没有苏醒，上海的柏油马路已被清扫得干干净净，那些老式的花园洋房都还沉睡在宁静祥和之中。徐家的老式洋房，总是传来吱吱嘎嘎的习琴声，一遍又一遍，或是断断续续的琴弦或是琴声的悠扬。

　　那时候，我先生还没有10岁，表姐徐惟聆年长6岁，在徐惟聆父亲徐起鹏伯父的启蒙下学习小提琴。那老式洋房是打蜡的地板，一尘不染的，年代已久的明式家具高贵大方。琴房就在一楼，依次摆放着各种小提琴，大大小小依次排列着。每一把琴都是精品，那是徐惟聆的父亲徐公精挑细选来的上好的木头，并亲自手工制作而成。

　　正厅，就紧挨着琴房。晨曦透过洋房的木制窗户，照射着明媚和希望。惟聆和我先生须端正站立听徐公授课，站着拉琴，心不可有杂念，更加不允许借故离开，一遍又一遍，直到徐公认为每一个音符和节拍都是完美贴切的，而琴声真正融合了乐符赋予的涵义，才肯罢休。

　　午后，上海姆妈在精致的杯盘中摆放好一些精致的西式小点心，只在休息时品尝。我先生说，那时小孩子心里好想吃，慑于伯父徐公的严厉，也只敢偷偷瞄上一眼。也真有一次尿急了，只能憋住，却也不敢开口擅自离开。

　　上海著名的红房子西餐厅，在物质生活匮乏的那个年代，并不是常常可以光顾的。在徐家，徐公总是要求小孩子用西餐的规矩，汤勺一定是由怀里往外面的顺序，汤送到嘴巴里，吃饭喝汤不能发出声响，我先生说这些细节迄今都记忆犹新。

　　动荡还没有结束，外面的局势纷纷扰扰。徐公匠心独运，对唯一的爱女，只闭门习琴、念英文，那是每天必修的课程。

　　改革开放的春天一旦来临，徐惟聆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80年代初，赴美国深造，师从于著名教育家迪蕾、布朗斯坦。之后的许多年，一直担任香港管弦乐团第一首席副团长、第一首席小提琴。

　　而今，徐惟聆被盛邀归国，同时任职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而我先生在医学界肝移植领域也具有一定的造诣，在儿童肝脏移植领域多年来雄踞世界榜首。

　　儿时，徐公那严律的琴课，对于童年或许是一种严厉的约束，甚至是一种历练，也正是源于徐公丰厚的文化艺术底蕴，以及近乎苛刻的规矩才锤炼和涵养出一代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徐惟聆。我先生虽然只有短暂的音乐训练，对于之后的从医之路，成就了他对于医学的孜孜以求和认真执着的习惯。

　　前些日子，惟聆表姐和我先生在阔别四十多年后的相聚，大家族中的表兄弟姐妹们都从各地簇拥而来。见到的那一刻，惟聆和我先生都喜极而泣。惟聆表姐还没有开口，就已经泪光莹莹，她动情地说着“感谢上苍赐予的缘分，阔别了四十多年还能够和大家族欢聚一堂，以后再也不会失去了。”

　　伯父徐公年事已高，也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当年一起习琴的那个男孩子？我心里倒是存着几分的好奇很想去见见他，在那样的一个特殊年代，他是以怎样独特的眼光，以严谨严格、爱抚温暖着惟聆表姐的童年和少年。那老式洋房里近乎苛刻的琴课，使一个懂得做爸爸艺术的壮年人，滋养出得天独厚的世界顶级小提琴家和优秀的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