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在白区斗争最险恶的年代，一批革命先驱机智地将中央机关隐蔽在上海的弄堂和亭子间里。他们既是革命者，也是媒体人，在理论和行动上探索中国革命的方向。

　　1927-1931年，中共最高中央机关蛰伏在上海闹市区——天蟾舞台隔壁，周恩来几乎每天都在这里办公。邓颖超化名“伍美”，创办了党内最早的支部刊物《支部生活》。上海作为中共早期革命的大本营和重要活动基地，留下了丰富的革命遗迹。本文中关于“志夫新话”、“伍美”书记工作和地下工作组织纪律等方面的细节都是首次披露。

　　“熊老板”办布庄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但旋即武汉又发生“7·15”反革命事变，9月，中共中央被迫再次迁回上海，最高机关隐蔽在上海公共租界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实行机关家庭化、党员职业化的隐蔽工作模式。

　　1928年，中共地下党员熊瑾玎以商人的身份租下公共租界云南路447号（今黄浦区云南中路171号至173号）生黎医院二楼的三个房间，设立中央政治局机关。这一排普通民居的底楼为生黎医院，紧靠熙熙攘攘的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隔壁是至今存留的天蟾舞台，从舞台西侧的一座楼梯可直接进入二楼房间，对面有座妓院，是公共租界灯红酒绿的混杂之地。

　　熊瑾玎担任六大后中共中央的第一任总会计，夫人朱端绶担负抄写和传送中央文件的任务，在房间二楼挂出“福兴”商号的招牌，以经营纱布生意为幌子，便于掩护人员进出。熊瑾玎身任中央会计，平时他以商人身份，为筹集经费和建立联络点，主持开设了酒店、钱庄，还同毛泽民经营了“集成印刷厂”，同钱之光经营了一个织绸厂，同曹子建经营了一个小洋货店，还加入一间大型布店为股东。这些经营收入都用作党的活动经费。

　　在险恶的形势下，钢铁般的秘密工作原则被视为共产党生存的基本条件。党内规定：“秘密组织的规律，不容任何轻忽而破坏，秘密机关的地址，绝对只准在工作上必须知道的党员知道。”三年中，经常来往的中央同志有二三十人，周恩来、邓小平、李立三、李维汉、关向应、李富春、任弼时等同志经常在这里开会办公，大家均执行严密的工作纪律。得益于熊、朱两人很好的保护，党中央同志亲昵地称夫妇二人为“老板”“老板娘”。

　　六大后的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管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处（今青海路19弄21号、西康路24弄11号）办公至1929年8月，他常来生黎医院二楼布置党中央的日常工作。1930年2月初至4月，他秘密回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在上海又工作了两个月。在极为艰险的环境中，“熊老板”的布庄——六大后中央政治局机关，这个高度机密的中央枢纽机构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存在达三年之久。直到1931年顾顺章被捕叛变，此处才停止办公。

　　你好，“伍美”书记

　　“7·15”反革命政变发生不久，邓颖超奉党组织之命由湖北来到上海，“受命处理党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的许多工作，紧急处理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的相关事务”。

　　邓颖超抵达上海后，很快恢复了中央妇委组织，并担任书记。妇委委员有蔡畅、杨之华、李文宜、庄东晓等八人，她们开会时以“小姐妹聚聚，在一起玩玩小牌”为掩护；按年龄排列，蔡畅排行老大，被称为“大姐”，邓颖超是五妹，她用五妹的谐音“伍美”作化名。

　　1928年下半年，随着中共中央机关的逐渐完善，设立了中央直属机关支部（简称“直支”，代号“植枝”），由邓颖超担任“直支”书记，其他领导成员有恽代英等四人，后来增至七人。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时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是共产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1925年中共四大上，决定将组织建设的重点落在支部建设上。为此，新修订的党章将原来有五人以上可组织小组，改为“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至今，支部、党小组等概念仍在沿用。

　　受欢迎的“志夫新话”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供党内同志阅读的刊物很少，只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即布尔什维克）和《红旗》等。《布尔塞维克》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等人编辑，今天的愚园路1367弄34号就是《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旧址。为了增强支部成员的理论水平，搞活支部建设，邓颖超与“直支”其他成员商量，决定创办一份刊物《支部生活》。周恩来对此热忱支持，并由中央组织部向“直支”建议：做《支部生活》的编辑，应将过去的记录汇刊的方式改变过来，要聚焦热点问题。“必须注重在一般同志所需要所欲求解答的问题做编辑的材料，以引起同志的兴趣与刊物热烈阅读的情绪，得到实际灌输的收益，同时必须保证定期的出版。”

　　1929年1月26日，《支部生活》在上海问世，由邓颖超兼任主编。该刊为12开本，以毛边纸印刷，每月出版1-2期，每期字数在5000字至1万字。《支部生活》经常刊登各党小组的活动内容，除了登载重要文件和工作纪要，还介绍上海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开展情况，为隐蔽工作的革命者，送来革命动态的“及时雨”。如今，《支部生活》的部分期数保存于上海市档案馆，透过泛黄的纸张，展读手写的油印本，往日的革命风云宛如昨日。

　　周恩来在《支部生活》上发表了许多富有战斗性、建设性的文章。例如，第3期上登出了“直支”第17党小组的报告，文后并有“伍豪”（即周恩来）作的结论。第15期上发表了“伍美”(即邓颖超)的《学习化与研究化》一文。邓颖超鼓励支部党员努力写文章，尽量提问题，从而充实支部生活。为了及时完成审稿和编辑，她常忙到深夜才休息。周恩来和邓颖超，化名“伍豪”与“伍美”，在上海度过一段艰险的革命岁月。

　　秘密党中央极为强调严格征收党费问题，指出“不要将这看成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支部生活》第39期上发表了《健全支部生活》《党员为什么要交纳党费》等文章，紧贴形势，反映基层动态，使得《支部生活》这份内部刊物深受党内同志的欢迎，大家争相传阅，都将它视为知心朋友。有一次，交通员在送发《支部生活》时，遇到敌人突然搜查，幸好巧妙应变，得以脱身。为了保证隐蔽性，从1930年5月17日出版的第26期起，采用了“志夫”的谐音“支部”，将《志夫新话》作为伪装封面。邓颖超主办的这份刊物，是共产党内最早的支部刊物，开创了支部工作的新台阶。直到今天，在上海、北京、广东等地，都有名称为《支部生活》的党刊。

　　吊起脑袋干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于1927年11月来到上海，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直至1931年12月上旬撤往江西苏区。在上海长达四年之久的秘密工作中，他恢复和壮大了上海的党组织，创立了中央特科，在险象环生的斗争环境中，他领导革命者们创立很多地下工作的绝招。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中共地下党经常有人被捕，更有可耻的叛徒告密出卖党内同志。为确保人身安全，革命者不得不时常变更住所，像周恩来在一地居住的时间最长不超过一个月，往往只住半个月，而且每换一个地方，周恩来就改一次名字，从不疏忽。尤其是对知道周恩来住所的人员严格控制，从不超过两三人。周恩来外出时经常化装，最简单的化装莫过于留起大胡子，即使熟人也很难辨认，因此党内很多人也称其为“胡公”，一般打交道的人，还以为他是一位姓胡的商人呢。

　　也正是在周恩来等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的坚持下，党内在长期地下工作中初创了一套卓有成效的秘密工作方法，例如严格规定秘密文件的有限保存数量，绝不容许保存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单，通信上必须用密码的方法。1928年5月31日，中央组织科印发《秘密工作常识》，作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秘密工作守则。因为工作，在上海的中共机关曾出现“家庭化”的特征，在五方杂处的大上海，除了必不可少的机关外，大部分党的机关都设在革命者的家里。每位革命者在社会上都有公开的职业，从而使得党在上海的秘密工作真正得到群众的掩护。邓小平后来曾回忆：“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

　　1931年，中共早期领导人向忠发被国民党特务抓获，随即变节投敌。闻讯后，周恩来、邓颖超深夜避难于虹口北四川路永安里44号（今四川北路1953弄44号），隐蔽在周恩来的堂哥周恩霔（字润民）的家里，直至同年12月初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从福建永定转往中央苏区，12月底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之后，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也陆续转移出去，如今云南中路171-173号六大后的中央机构、愚园路1367弄《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旧址、四川北路1953弄的周恩来早期革命活动旧址等老建筑依然镌刻着往日的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