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7月16日在家摔倒的，17日入院的。我算轻的，没有开刀，但都一百天了，他们还不放我回家。”东方医院的病房里，95岁的秦怡跟记者撒着娇说，“医生说，好的话，过年前可以让我出院，回去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为此，她每天坚持理疗和锻炼，哪怕没走几步，便一身大汗。

　　股骨颈骨折三个月余，眼前的秦怡瘦了。接受晚报独家专访前，她特地稍许打扮了一番，一件黑白格子衬衫外罩一件千鸟格轻薄外套，金丝边眼镜配上淡淡的唇彩，手里还拿着一块碎花的手绢，“都是我自己化的，马油打了个底，再稍微涂点粉。”即便只能坐在病床上接受采访，秦怡也是爱美的，要强的，一如既往。

　　一如既往，她热爱电影，热爱工作。一周多前，上影演员剧团和上海电影表演艺术协会为她颁发了“卓越贡献奖”，一个多月前，她的文章《发扬工匠精神，为文艺事业献身》荣获上海宣传系统老干部征文活动一等奖。

　　1  “王丹凤胖了一些”

　　“前几天重阳节聚会，碰到王丹凤，她现在胖了点，比以前还好看。”一年一度的上影演员剧团敬老活动，秦怡见到了很多老朋友，也有很多年轻人一波又一波地要和“秦怡老师”合影，两个医生“押护”，都没能让她早一些回病房休息，足足外出了八个小时。但她最记得的，不是剧团和上海电影表演艺术协会当天颁发给她的“卓越贡献奖”，而是老朋友王丹凤那件好看的湖蓝色西装，“她还烫了头发呢，真的很好看。”说这话时，95岁的秦怡，活脱脱像个孩子。

　　“我最喜欢吃花生米了，一毛钱一包。但我会把妈妈给我买花生米的钱存下来，两毛钱就可以看一部新电影。如果是老片，只要五分。”回忆起孩童时代的事，秦怡语速很快，仿佛就在昨天，“那时候，我爸爸经常带我去看电影，他在怡和洋行做账房先生，比很多同学的爸爸要开明。电影真的是一种很特别的艺术，不仅用语言、眼神、表情，就连一个很小的动作，都能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所以我做了电影演员之后，就再也不想做别的了。”说这话时，秦怡握手绢的右手攥紧了一些，眼神诚恳。

　　能做上电影演员，按照秦怡的话说，要归功于她的“离家出走”。1938年，16岁的秦怡，在同学的建议下，离开上海，到湖北武汉加入抗日队伍。不过，同行的女生被父母发现，无法前行。秦怡只好与其他人一起，辗转香港后，终于来到武汉。“那时候年轻不懂事，不顾家里反对，可以说是不顾一切去到了前线。”于是，她当护士、抬担架，以一名少女的微薄之力，支援前方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又因为长得好看，秦怡很快被“革命前辈”发现、引导，同年便进入中国电影制片厂当实习演员，参演了《正在想》《好丈夫》等话剧和电影作品。“我就这样走上了演艺道路。从不会演戏到渐渐开窍，我正是通过认真演戏以及拍电影，慢慢地学习当好职业演员的素质和修养，慢慢地体会做一名共产党人的责任和担当。” 

　　2  “没什么好看衣服”

　　1941年秦怡离开中国电影制片厂，进入中华剧艺社，成为该社演员。在长时间的话剧舞台实践中，演技被不断打磨。“在重庆的时候，一年6个话剧演出280天，我都是主要角色。”她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还甘愿为别人跑龙套，“我就是以剧团为家，那段时间特别锻炼我，战地演护士，亭子间演嫂嫂，各色各样的。只要日本人不轰炸，就演。”后来导演不好意思了，尤其《大地回春》之后秦怡已经成名，“不要不好意思，去演宫女我都可以。” 

　　1945年，抗战胜利，秦怡回到上海。但23岁的她发现，父亲已经走了，于是她扛起了整个家，“我有一个哥哥，八个姐妹，我排行第六，但全家都是我养的。”秦怡说，那会儿根本没有时间让她为自己考虑，只好一个戏接着一个戏拍。1951年秦怡在影片《两家春》中出演了勇敢的北方农村的童养媳坠儿，该片获得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三等奖；1956年秦怡在抗日题材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饰演了芳林嫂，并在《马兰花开》里塑造了性格坚毅的铲运机工人马兰；1957年，秦怡主演了新中国第一部体育题材彩色故事片《女篮五号》，该片获得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电影节银奖和墨西哥国际电影节银奖；1960年，秦怡主演了电影《摩雅傣》，在影片中演出了解放后傣族第一代女医生的成长历程……电视领域，秦怡也是先锋和楷模，1982年她主演了电视连续剧《上海屋檐下》，并凭借此剧获得第一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女演员奖。对于荣誉，她说，“个人真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对于名利，她说，“赚来的钱全都养家了。我自己真的没什么钱，也没什么好看的衣服，只好买点蓝布头。”大概知道自己穿“蓝布头”做的衣服也好看，秦怡边说边笑了。

　　3  “能做多少是多少”

　　“我从来就喜欢外国片，最喜欢英格丽·褒曼，嘉宝也是不错的。中国的女演员我只喜欢阮玲玉，男演员最喜欢金焰。”秦怡主动地聊起第二任丈夫，毫不掩饰自己的崇拜，“他随便什么都会，他会拉提琴，自己还会做提琴。打球、跳高，运动也全部是第一。他最喜欢劳动了，是真正的劳动人民，连家具都自己做。”只可惜，比秦怡大了12岁金焰，1983年便因病离开了，两人的儿子也在2007年去世。

　　“小弟（秦怡对儿子的称呼）很聪明的。那时候我去拍《马兰花开》，去了很久，回来小弟说他把我书柜里的书都看完了，他那会儿才13岁，就看了《资本论》，还问了我一个问题，‘到了共产主义，大家各取所需，那时还有没有剩余价值？’”秦怡笑着回忆说，“当时我只好回答他，‘这个问题妈妈一下子说不好，让妈妈再去学习学习’。”不经意地，秦怡拿手绢抹了抹下眼睑，也是整个采访中唯一一次。

　　“今天尽可能地多创造，国家将来才能让人民‘各取所需’。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儿子的疑问，秦怡或许至今还没解答，但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属于共产党人的答卷。尤其，2015年她又以十足的热诚，投入《青海湖畔》的剧本创作，“这个故事在我脑海里十年了”。于是，女气象工程师梅欣怡舍小家为国家的动人故事，秦怡前后只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三万多字的剧本。她说，因为和剧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整个剧本创作“一气呵成”。

　　到了电影拍摄期间，有人为秦怡的健康着想，劝她在上海的摄影棚里搭个布景,照样可以拍摄影片。“艺术创作离不开真实，我一定要亲自下生活、上高原进行实地拍摄，才能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才能感动观众、对得起观众。”于是，她不顾自己93岁的年龄，坚持和剧组成员一起登上青藏高原，坚持工作在拍摄第一线，坚持活到老、干到老，“我们在高原拍了一个多月，我自己走到了（海拔）4300米。”能为年轻一代的文艺工作者作好榜样，秦怡的神采里有骄傲，还有满足。

　　4  “我还在想新的故事”

　　一辈子坎坷、磨难，也一辈子坚强、坚韧，秦怡说如果一定要总结自己为何能笑着走到今天，“我主要是脑子好。”说完，她也笑了。

　　一方面，她是说每每遇到生活的磨难和风浪，从不惧怕，能镇定分析：“就像剥橘子，把这些心结一个一个、一层一层地剥开。”另一方面，也是说自己一直在思考：“就算躺着，就算睡着，不停的。我还在想新的故事，想着怎么改好《小修女》。”

　　《小修女》是秦怡准备多年的一个剧本，她告诉本报说，写了一大半，“还想在里面加一场关于抗日的戏，要把她们为何逃去修道院，再交代得清楚一点。”而关于抗日和整个时代的变迁，她还酝酿了一个新的故事，“旧社会，她因为家里穷，不得不在舞场跳过舞，也在舞场外面收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小孩。解放了，‘文革’了，她因为‘舞女’的身份，不得不把孩子送给别人养，男孩被人带去了美国，很有出息，后来成为了音乐家，在回国演出的舞台上认出了轮椅上的她，但她不想也不敢认他……”秦怡花了足足半个小时，没怎么停歇地，按照故事的时间顺序，跟记者分享了一个悠长凄婉的故事。她兴致很高，边讲边打着手势，“等我出院了，忙完厂里的事情，我就把它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