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上海图书馆一个特殊的部门。那里不见一排排书架，不见一本本图书，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台台电脑，各种各样的仪器。墙上贴着蓝底白字的两张布告：《“叶永烈专藏”数字化流程示意图》和《“叶永烈专藏”数字化项目安全细则》。

　　陪同我参观的是上海图书馆周德明副馆长。2014年4月，当他从陈凌康先生那里得知我有意把创作档案捐赠给上海图书馆，马上和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到我家商谈。他了解到我的创作档案数量庞大，定名为“叶永烈专藏”。4月底，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了隆重的捐赠签约仪式。转眼间，三年多时间过去了，我向上海图书馆捐赠了40箱手稿、名人书信、采访磁带、档案等。如今，他们究竟整理得怎么样了呢？

　　对上海图书馆来说，收藏、扫描手稿、书信是经常的工作，是他们的长项。他们设有名人手稿馆，在恒温恒湿的库房里保存纸质文件，安全无虞。我关注的是那一千多盘采访录音磁带。很多磁带是二三十年前录制的，而盒式磁带的寿命通常是十几年，必须尽快转成数码，才能长期保存这些绝版的历史的声音。

　　上海图书馆信息处理中心的负责人全先生告诉我，上海图书馆高度重视这批名人采访磁带，不仅配备了专门的转录设备，而且还从北京请来富有经验的专家给予技术指导。他指着《“叶永烈专藏”数字化项目安全细则》说，为了确保工作顺利进行作了十项规定，诸如“资料原件非常珍贵，加工时要轻拿轻翻”、“离开工作岗位时必须要将资料原件及时放入资料柜并上锁”等等。两位女士专门做转录工作，目前已经转换了八百多盘。周副馆长说，他从转换之后的数码录音中，清晰听见了陈伯达那浓重福建口音的谈话，也听见刘诗昆充满激情的珍贵回忆。这些录音在几十年上百年之后，仍将为后辈学者提供重要的研究资料。

　　全先生说，除了少数磁带磁粉脱落、无法还原之外，大多数都能转换，这些磁带保管不错。我说，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当时意识到所采访的大多是当代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所以从上海磁带厂成批买了新磁带，只用一次，从不抹去之后反复使用；二是保存在铁皮档案箱里，以屏蔽外界的磁干扰；三是箱中放了干燥剂，防潮防霉。不过，由于采访时使用盒式录音机，单声道，而且没有外接话筒，有的录音质量差。还有的环境杂音大，也影响录音质量。全先生说，准备以后再作仔细加工，滤去嘈杂的背景声音。

　　对我来说，捐赠那些采访磁带，还算轻松，因为磁带盒上原本就贴好标签，写明采访年月日，被采访者的姓名，是第几盘磁带。在我的电脑中，还有一份以时间为顺序的采访磁带目录。所以我把成批的采访磁带装箱并附上磁带目录电子文本，交给上海图书馆就可以了。而捐赠名人书信的工作量就很大。通常，熟悉的朋友给我写信，往往信末只署名而没有姓，我必须在信的上方写明来信者姓名，有的还要注明身份，以便工作人员明白这是谁的来信，何等人物。比如，在署名耀明的信上标明“潘耀明（彦火），香港著名作家”，在丁盛的信上标明“南京军区司令员”等等。有一封信末只署一个“鼐”字，乃是考古界泰斗夏鼐院士。有一封信末署“书弟”，那是首漂长江的英雄尧茂书在牺牲前一周写给他三哥的长信。他的三哥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把这封信送给了我。我在信上详细加以说明。在几千封这样的书信上逐一加注，很重要但又很费时间。

　　周德明先生“表扬”了我，因为我捐赠的书信往往附有我的回信，这是很少见的。有往有返，有助于理解信件的完整内容。我怎么会保存了诸多回信呢？当年写文章、写书稿，我总是夹一张单面复写纸，留一份复写底稿。一是万一邮寄丢失，仍有底稿；二是出版社出书时往往会有删节，而我必须保留一份完整的书稿。我在写信时，凡是以为值得保存的信件，也留了一份复写稿。

　　从上海图书馆回来之后，趁国庆长假，我又整理了10箱创作档案，捐赠给上海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