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裘山山今年60岁，2015年，她整理父亲遗物时，在旧樟木箱里发现满满一箱家书，一共1000多封，都经过父亲的细心整理，其中有她和姐姐青年时期写给父母的信，还有父母亲互相之间的通信，是这个家横跨半个世纪的回忆。

　　她一封封重读，用1年多时间把它们编成《家书》出版，她觉得父亲留下这些信件，就是为了让她有一天能回顾自己的成长，回望一家人互相支持、一路走来的印记。

　　我们的家，在信里，在路上

　　2013年，我父亲因病去世，一家人都很悲痛。当时母亲也年迈，姐姐就把母亲接到她家里去了。所以父母那个房间，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进去。父亲走了两年以后，我和姐姐才去整理那个房间。

　　在一个很旧的樟木箱里，我们发现了满满一箱信件。这些信件用报纸包着，每一包都是捆好了的，上面贴着小纸条，注明了是谁的信，比如说我写给父母的，哪一年到哪一年，都是父亲的笔迹。总共1000多封家书，其中我写给父母的就有510封。父母寄给我的信，大部分被我弄丢了，但是我和姐姐写给他们的信，像档案一样被保存着。

　　我们家很特殊。父亲是铁道兵，铁路修到哪里，他就去哪里。母亲是《浙江日报》的编辑，没法跟着父亲做随军家属。之后姐姐下乡，我去当兵，我们四个人就分到四个地方。我们的家不是在某个地方，是在信里，在路上。

　　母亲的第一封信，就将父亲征服

　　母亲写给父亲的第一封信，是我们家书的鼻祖，被父亲小心翼翼地保留了下来。

　　父亲和母亲，是经过我姨父介绍认识的。父亲当时在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念书。据说父亲见到母亲的照片，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出于礼貌，还是给母亲写了几句话，附在了姨父给姨妈的信里。姨妈就让母亲回一封信，回信很短，是用毛笔写的小楷。

　　「采畴君：附在我姊夫函中之件悉。

　　你是我姊夫的好朋友，也就是我姊姊的好朋友，间接地也就是我的朋友。你愿我是你纯挚的朋友，当然我也希望你是我纯挚的朋友。

　　据姊夫来函云，贵校功课很忙，希望你能在忙中抽闲，多多地给我指教。

　　再谈，祝安好

　　淑娟手泐」

　　父亲收到信，一下子被震住了，觉得字写得好，文笔也好，落落大方，两个人就开始通信。直到晚年，父亲还能摇头晃脑地背出这封信的全文。 

　　1950年底，他们正准备结婚。当时父亲已经参加铁道兵，部队接到命令，要开赴朝鲜修铁路。部队有保密规定，父亲就没有告诉母亲，那时他们正在通信，突然就没有音信了，母亲很焦急。三个月以后，母亲才收到父亲从朝鲜寄回来的一封信，真的是家书抵万金。 

　　母亲当时在报社做夜班编辑，每天晚上要收听新闻，靠耳朵听以后，记录下来，第二天再把新闻登在报纸上，所以她会比别人更早一步知道前线的消息。母亲每天做这个工作时，心情特别不一样，因为未婚夫就在前线。他们俩互相写信、互相鼓励，那时不说儿女情长，都是比谁先在工作上受表扬、谁先立功。 

　　朝鲜战争1953年结束，父母终于把婚礼办了。1957年，母亲已经怀上我。生我的时候难产，产后流血不止。但母亲还是挺过来了，她给在修路的父亲写了封信报平安，只有半页纸。 

　　信上大意是：生下来了，是个女儿，七斤几两，又白又胖，长得好看，请放心。她出了很多血，医生护士对她如何等，母亲一个字也没提，就是怕父亲担心。 

　　我出生三个月后，母亲把我托付给亲戚，到山区去。 

　　1959年，母亲拍了张照片从山区寄给父亲，父亲在福建修鹰厦线，他们已经很久没见了，又是如履薄冰的处境，父亲百感交集，就在照片后面写了诗：“人间银河一十三年，聚期渺渺，离恨绵绵……”。十三年，就是他们相识十三年。

　　一家四口写信，如同来自四个方向射线的交织 

　　我第一次给父亲写信是1971年，那时父亲正在陕西大山里修襄渝线。当时的我只有13岁，估计是奉了母亲的旨意。 

　　父亲去世以后，他的同事邱叔叔在电话里跟我聊，说当时我父亲很骄傲地拿出我和姐姐的信，对邱叔叔说，你看，我的两个女儿都蛮懂事，已经能给我写信了。 

　　我现在常常想，那时候给父母写信，让我还能用本质的、最朴素的语言来说话，说点人之常情，脱离某种腔调，否则，我后来是不可能从事文学创作的。 

　　我写给妈妈时，还谈起爸爸笑话我的文风：「爸爸昨天来了一封信，是从青海西宁发来的。爸爸说，西宁四面有陡峭的山峰，汹涌的黄河穿城而过，如果我去了，又会发起诗兴：“啊，多么伟大，多么壮丽！”」 

　　我们一家四口，纵横交错地写信，如同四个方向发出的射线密集地交织。 

　　可能一星期就互相写一封，也可能半个月才写一封。那时特别盼望收到信，因为除了信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保持联系。

　　后来，我自己有了孩子。1988年，父母看我工作压力很大，就让我把一岁多的儿子送到他们身边照料。父亲怕我担心，每星期给我寄一封他称之为“新闻简报”的信，告诉我本周孩子有什么表现，比如长出了一颗牙、学会了一句话，或者摔了一跤。半年时间，写了近20封“新闻简报”，这些信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我给父母写信的习惯，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叶，因为1996年，父母家装了长途电话。

　　但是父亲还是一直有信寄来，比如在报上看到我的消息，就剪下来寄给我，可能2010年之后，就彻底没有了。 

　　我觉得书信在消失，这些已经成为珍贵的文物。我曾经开玩笑说，我在有生之年看到了自己的文物。 

　　信和电话不一样，它可以反复看，跟现在的微信也不一样，它挺有仪式感的，要很认真地坐下来，放下手上一切杂事，把信纸铺开，台灯打亮，非常专注地来做这件事情。 

　　我想父亲那么认真仔细地保留下信件，就是希望有一天，我会去整理它们，纪念书信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也是纪念在书信中呈现的时代。

　　（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家书》 “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