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生前的许多时光，就坐在小镇临街的窗棂下，灵巧的双手像一对彩蝶，在机器上有节奏地飞舞。早晨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红红的，暖暖的，把母亲定格成一帧永远的照片。风，总是很硬，很冷。这样的镜头从每年的寒秋开始，一直要持续到次年的春上。

　　母亲是个手艺人。

　　母亲最早在小镇一隅支起袜机时，曾引起不少街坊邻居的怀疑与讶异。当母亲将一锭一锭细细的棉纱，魔法似的变成一双一双洁白的袜子时，冰冷的目光便很快化成了温暖与羡慕，近乎嫉妒的羡慕。那样的目光，对于一个从乡村走出的年轻女人，是多么的奢侈！

　　故乡人善编织。苍苍一湖的芦苇，可以编成芦席；修篁拥翠的毛竹，可以编成凉簟；丝丝缕缕的麻线，可以织成渔网；就连稻草和碎布，在能工巧匠手里都可以变成跋山涉水的草鞋。母亲编织的，则是一个年轻美丽的梦。

　　鬼子投降后，母亲已经不满足单调的代客加工，她和父亲托船家从南京捎回定型用的袜板，五颜六色的染料，还印制了一打打精致的“仙鹤牌”商标，带着她的徒弟，办起了似厂非厂的作坊。加工出一打一打的男袜，女袜，童袜，则由祖父和船家帮助销往南京下江一带。小镇临湖滨江，码头上，每天都有去下江的帆船。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家中阁楼上的旮旯里，仍能看到一盒一盒白猫牌鹅黄、湖蓝和玫瑰红颜料，还有许多半成品的袜子散落在纸箱里。遥想当年，我家后院的阳光下，竹竿上，绳子上，晾晒得万紫千红，色彩缤纷，那，简直就是一个“老杨家染坊”！母亲握着那把烧炭的老式熨斗，站在台板边，一边给袜子熨烫定型，一边欣赏着自己的“作品”：它们就要走出家门，走进下江的某一家店铺。在城市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行走着自己织的袜子，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啊！她悄悄地积着一枚一枚银元，想着有一天，小镇，有一家自己的袜厂。

　　然而，母亲的梦终于醒了。合作化后，因母亲的手艺属个体经营，没有一家单位愿意接收。虽然，有城里袜厂的技术人员，多次登门动员母亲带上机器去工厂工作，可看到嗷嗷待哺的一群孩子，想着在外谋生的父亲，母亲心软了，软得像一朵没有开出尘埃的花。

　　后来，母亲依旧操持着她的个体编织。呼啸的寒风中她总是早早地起床，熬好一锅稀粥，然后，就着晨曦的微光坐到袜机前；夜里，常常织到我们入睡以后。即便刚生下妹妹的寒冬，疲惫不堪的母亲依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计。尽管，加工一双袜子换取的是少得可怜的回报，但在那个饥馑与憔悴的年月，也能解燃眉之急呢！

　　随着尼龙袜走进千家万户，母亲的生意越发地淡了。有一年，母亲用自己加工的棉纱，为我们兄弟姐妹每人织了一双袜子。那是多么美丽的袜子啊！我和弟弟得到的是一双鹅黄，而姐姐妹妹们则是玫瑰红和橘红相间的颜色。我们穿着它到处疯跑，炫耀着纱袜的温暖美观，炫耀着母亲的娴熟技艺。只是，我们怎么也弄不明白，母亲从此便显得那样的木然，那样的无奈，常常对着袜机发呆。也就是从那以后，母亲就远离了编织，远离了自己追求一生的梦。

　　清明为母亲上坟，在大姐家的楼上，我看到了母亲曾经使用过的两台袜机。我抚摸着再也不能转动的齿轮，锈迹斑斑的袜针，仿佛，又听到了那风雪中依依不息音乐般的机器蜂鸣音，触及到了母亲的体温，母亲的心跳。眼眶，竟有些涩。我告诉大姐，得好好地留着它们，留住一段远去的历史，留住一段美好的回忆。还要告诉我们的后人，人生，可以没有功名，可以没有财富，但，不能没有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