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新闻工作很偶然。

　　1969年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我带了一些书报杂志，想在劳动之余看看，没想到引起连队领导的注意。兵团重视宣传工作，每个连队都有报道组，任务是出黑板报，向营、团广播站和报社投稿等。我被“相中”了。

　　可我哪里懂新闻呀！写个黑板报稿还凑合，要给报社写稿就不知从何下手了。没有教材和老师，唯一可请教的就是报上的文章了。于是，收工后便点灯熬油地钻研。看得多了，知道新闻体裁分消息、通讯和评论等；而消息又分写人的消息和写事的消息等……总而言之，整篇文章应该是“凤头——吸引人，猪肚——有内容，豹尾——短而有力”，如此这般，囫囵吞枣地记了一大堆。接着便“照猫画虎”模而仿之，结果可想而知，投出去的稿子如石沉大海。

　　至今仍很清晰地记得，1973年3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通讯《生命线》；10月11日又刊登了通讯《沸腾了的零下五十度地带》，这些形象生动、可信可感的报道给了我诸多启示，我把它们剪下来，装订成“新闻教科书”，一有空闲便研读，然后采访、写作，不断实践。有时为了一个开头，折腾得苦不堪言。右手中指那个紧贴笔杆的地方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后，终于有了些许感悟和收获，见报的稿件渐渐多了起来。由此，我被调到营部，继而调到团部，再被调到兵团报社，一步步走上了专职新闻工作岗位。

　　那时下连队采访，徒步一二十里是常事，若能搭上辆马车或者拖拉机就很不错了。到了连队，哪里有招待所！住，就在知青的大炕上挤一挤；吃，就和知青战友一个饭盆；写，炕面就是桌面，稿纸在上面一铺，写稿就开始了。冬天的夜晚，炉火熄了，屋里气温骤降，可稿没写完，不敢懈怠，就戴上帽子、裹着棉大衣写。夏天的晚上，蚊子成群，就躲在蚊帐里写。好几次稿子写好，想赶到团部邮局发出，突然下起雨来，土路顿时变得泥泞不堪，邮路中断，心里那个急啊……

　　有一天，话务班接线员说，县里传来北京长途电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播我们团的一篇稿件。这在我们团还是头一回，大家那个高兴啊！马上查节目表，早早打开半导体收音机，围着静候。广播时间到了，听到的只是沙沙的电流声，急忙转动天线，没效果，又变换半导体方向，还是没有播音员的声音。20分钟的节目时间很快过去，什么也没听到，真是急死人、恼死人了。

　　大约过了一个来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寄来一张“稿件采用通知单”，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安慰，我把它整整齐齐地贴在“采用稿件剪贴本”上。

　　不久，师报道组让我把采访和写故事、通讯的体会写成教材，给报道员学习班讲课。我，成了“讲新闻”的老师了，给百多人上过大课，也给几个人开过小班。当然，这些都是很稚嫩和肤浅的表述。不过因为讲课，多年后很意外地我获得了一份温馨的回报。1977年高考恢复不久，我接到一封来信，信里说她（从姓名看应是位女性）考上了大学，作文考得不错，她把“功劳”归于当年在农场听过我讲课。看着落款，想不起是谁了，不过捧着信纸，觉得有股暖流从心底涌来。

　　后来我从兵团报社调到新华社，活动在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然而，怎么忘得了我下乡是在松嫩平原上一个叫“拉哈”的小火车站下车去农场的呢？那片纯朴的黑土地告诫我的是：实践是能长本事的，无论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实践，都是那么地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