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不期而遇的重逢

　　1962年的夏天对于我来说如梦一般美好，因为我即将前往西班牙参加夏季班的学习，即将体验令人愉悦的异国风情，体验远离家人，远离校园古板条例的那种成年人的独立感觉，但对我父母来说却更像一场噩梦，他们显然对我的安全极为担心。

　　我坚信自己具有生活自理能力，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学校的课程安排紧密，我们这些外国学生都寄宿在当地人家里。到了周末，我们往往会被带着到处旅游。在潘普洛纳，我现场观看了斗牛比赛，野蛮残暴又壮观迷人。我们也去了圣依纳爵的家乡罗耀拉。每个曾在圣奥尔本斯念过书的学生都对他写的祷告文烂熟于心。如果没有旅行计划，我们就会在海滩上度过休闲时光，在港口旁的饭馆庆祝某个节日，在酒吧聆听音乐……我也交到了很多新朋友。

　　结束了西班牙的学习回到英国后，父母为我的安全回归感到振奋，他们又组织了一次前往卢森堡的家庭旅游。一路上，我们拜访教堂、艺术博物馆，学习历史、欣赏艺术，同时也享受美酒、美食以及盛夏的阳光。回到校园的那个秋天，假期旅行的经历给了我前所未有的自信。我感觉自己就像破茧的蝴蝶，校园教育所能给我的自主与独立与我在旅途中获得的相比就如沧海一粟。

　　那段时间电视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讽刺小品。我从中获取了一些灵感，便以学生会主席的身份组织六年级的学生们办了个时装展。所有展出的时装都由学校的校服改造而来。时装展出乎意料地成功，但其实我对那个学期的期望并非举办时装秀，而是进入心仪的大学。可惜我在学术方面的努力并不成功，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拒绝了我的入学申请，这使我感到沮丧。尤其是想到，父亲从我6岁开始就希望我能进剑桥，我就更感到难过。

　　校长金特老师觉察到了我的心情，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没被剑桥录取并不耻辱，被剑桥录取的许多男生并不比被剑桥拒绝的女生聪明。在那个年代，剑桥和牛津的男女录取比率约为10:1。她建议我去参加韦斯特菲尔德学院的面试。那是一所位于伦敦汉普斯特的女子学院。于是在12月的一个大冷天，我坐上公交车前往24公里外的汉普斯特。

　　这趟面试简直糟糕透了，西班牙语系的面试一直在谈论T.S.艾略特，而我基本一无所知。之后与校长的会面过程中，校长一直把头埋在文件堆里，只偶尔抬头看我一眼。看到她的态度，我决定哪怕把入学机会弄丢，也要做点什么。于是当她用冷漠的声音问：“是什么促使你选择主修西班牙语而不是法语”时，我模仿她的口气回答：“因为西班牙可比法国性感多了。”她愕然抬起头看着我，文件从她手里滑落。令我感到意外的是，韦斯特菲尔德学院最终录取了我。

　　到了那年圣诞节，我参加了黛安娜和她哥哥举办的新年聚会。就在那里，我又遇到了史蒂芬。他穿着一套灰扑扑的天鹅绒夹克，系着红色蝴蝶结，站在角落里，正在和一个朋友交谈。灯光照到他的侧面，几缕头发垂落下来盖在眼镜上。

　　他在谈论自己在剑桥大学已经开始的宇宙学研究。按他的说法，他原本以为自己在牛津大学获得一等学位的可能性非常低，所以他告诉考官，如果考官给他一等学位，他就会选择转学到剑桥攻读博士学位。如果考官给他二等学位，他就会待在牛津。最终考官给了他一等学位，让他去了剑桥。他说他本希望可以在弗雷德·霍伊尔的门下学习，但最终他的导师却是丹尼斯·夏玛。他还告诉我们关于他把一份作业撕毁并扔到导师的垃圾桶里的传说确有其事……我站在那儿听他讲故事，被他的个性和幽默感深深吸引。我特别喜欢听他开玩笑后发出的笑声，有时候我感觉他笑得都快喘不过气了。在他的外表下，我看到了许多美好的品质。他在生活的泥沼中挣扎却又总能找到事物美好的一面，他拥有独特的价值观，并且毫不羞涩地向世界表达自己的态度。

　　聚会结束时，我们交换了姓名和住址，我并没指望他会再联系我，只是悄悄许愿能再与他在街头相逢。那时，我不会再像上一次那样对他蓬松的头发或蝴蝶结发出惊叹，而是会穿过那些表象看到他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