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上海越剧院是上海的一块著名文化品牌，《红楼梦》则是上海越剧院的一块著名文化品牌。前一句不假，后一句不足。以标识度和影响力论，越剧《红楼梦》早已超越了它所诞生、成长和成熟的上海越剧院。这就像全国戏迷都知道徐玉兰是宝哥哥、王文娟是林妹妹，却不一定晓得她们所在的院团一样。

　　越剧对《红楼梦》这部中国最伟大的古典小说的改编，虽不是最早的，却是最成功的，因而超越了昆、京等曾对红楼题材“捷足先登”的戏曲剧种。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旧式演出形制所限，一个戏班不可能拥有那么多旦行，跨班合作偶尔可行，但难以为继。二是传统戏曲“一桌二椅”的写意舞台和服装化妆，与人们心中红楼人物的状貌样态有很大的距离。而越剧以旦生为主、尤其是旦角众多的行当失衡之弊，反成了展现大观园中少女如云的优势；越剧演员偏重唱做优美、出道普遍很早，又与红楼人物的年龄、相貌和形体最为接近，而镜框舞台、写实布景、新式服装化妆的运用，使越剧既能展示原著的写实面貌，又可发扬古典唯美风格。当然，在此过程中，越剧仍经历了十几年的艰苦摸索，方获如此成功。

　　成功首先在剧本改编。编剧徐进先是吸收了袁雪芬、范瑞娟版《林黛玉》和尹桂芳、李金凤版《红楼梦》的优点，再对小说原著作了符合剧种审美特征的取舍和增删，更在结尾高潮处作了出色的发挥与创造。徐进从“越剧最擅长”“观众最爱赏”两个基石出发，妙手剪裁出“黛玉进府”“识金锁”“读西厢”“葬花”“王熙凤献策”“傻丫头泄密”这一宝黛爱情悲剧的主线，又通过借鉴原创了“黛玉焚稿”“金玉良缘”“哭灵”一系列的高潮段落；同时设计了“不肖种种”“会琪官”“笞宝玉”“闭门羹”这一宝玉叛逆行为情节的副线，二线互相缠绕、配合、发展，直至“宝玉出家”作结。这样一来，改编剧本既彰显了古装唯美、儿女情长的剧种美学，又符合了小说原著关于人性觉醒受阻碍、爱情自由遭摧残的悲剧结局。

　　成功其次在表演艺术。剧本为舞台的二度创造提供了极佳的时空，一是继《梁祝》《西厢记》之后再度确立并发展了写实写意并重的舞台呈现，延续和强化了雅俗共赏、令人喜闻乐见的审美传统。二是创造了大批流派经典唱段，徐玉兰、王文娟等表演艺术家的神奇创造，赋予了以宝黛为首的红楼人物以优美、鲜活、感人至深的视听形象，“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葬花”“焚稿”“哭灵”“问紫娟”等众多优秀唱段或婉转，或悠扬，或悲怆，或凄美，使大量观众为之折腰、为之倾倒。

　　成功最终在社会影响。越剧《红楼梦》于1958年2月首演于共舞台，一炮打响，随即演遍各地，走出国门，观众累计达12多亿人次，对小说普及度和剧种影响力的提升，都起到了莫大的推动作用，为越剧这个诞生于浙江乡村的小戏种成为全国著名的大剧种奠定了坚实基础。正如学者龚和德所说，越剧《红楼梦》“不仅是一个剧目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剧种的成功”“其演出率之高、影响力之大、对越剧艺术品位的提升，对表演后续力量的引领，没有哪出戏可以超越”。

　　如今六十年已过，新时代到来，《红楼梦》成为越剧的经典之作，已毋庸置疑。钱惠丽、单仰萍、王志萍等众多中生代演员的忠实传承、坚执守望，为经典夯实了原有基础；杨婷娜、王婉娜、李旭丹等一大批新生代演员的全面接班、靓丽登场，为经典焕发出新的活力。然而六十年后，越剧《红楼梦》是否具有再一次超越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实现对时代、对自己的超越。人们承认《红楼梦》是越剧的经典，但未必认可是整个中国戏剧的经典，原因大致在于，越剧与小说原著的题旨相比，仍有一定距离。从剧本看，将小说的思想性文学性转入戏剧的程度，既受当时观众审美能力的约束，更受当时文化氛围的局限，人物的复杂性和思想的多元性尚未完全展开；从表演看，当代越剧演员需在娴熟掌握前辈技艺的同时，更要通过研读原著、着意领会、积累认知、精心呈现，将小说的题旨与自己的表演融会起来，在一唱一做处展现出红楼人物的气质，营造小说原著的意境，对剧本进行微妙而必要的提升与发展，从而在舞台上将易流于表象的爱情悲剧，演绎出暗含有深刻的人性悲剧、社会悲剧、时代悲剧和人类的大悲剧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