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小说与“因果报应”思想传统
在传统中国人的心目中，因果报应思想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也对中国古代小说从主题思想到情节结构，发生过深刻影响。
远在小说文体尚未独立时，因果报应的一些基本观念已构成国人的道德基础，并为儒道佛三家所共同宣扬。儒家典籍《尚书·汤诰》中有“天道福善祸淫”之一说，《周易·坤·文言》也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在早期的道教经书《太平经》中，善恶报应被概括为“善自命长，恶自命短”，并认为，善恶报应不仅会应在自身，而且还影响到子孙，而其本人也要承担先人善恶带来的报应。但本人若能行大善，就可避免先人的余殃。应该说，道教对因果报应思想的探讨已经比较深入。而在佛教理论中，因果报应说得到了更为系统的阐发。佛教认为众生在未能根本解脱前，总是处在生死流转、因果轮回的痛苦中。生死福祸、富贵贫贱都是报应，因为人们作业不同，报应也就有别。六朝僧人慧远作《三报抡》《明报应论》等文章，详加发挥了“现报”“生报”“后报”的三报理论。所谓“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小说的诞生期，志怪类小说产生较多，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按照写了《搜神记》的干宝说法，就是“发明神道之不诬”，所以涉及因果报应思想的作品，时有可见。隋唐时代，传奇小说蔚为大观，与志怪小说相通的是，也有大量宣扬报应思想的作品。所以到宋代初年，编撰小说总集《太平广记》时，单列“报应”类小说从第一百零二卷至第一百三十四卷，共计33卷500余篇。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体现因果报应思想的小说，情节结构都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其一是起因，其二是果报，其三是连接起因与果报之间的逻辑链。这个逻辑链，或者用主人公进入梦幻而超越日常世界的方式，将两件看似互不相干的事件勾连起来；或者表现为是某个神秘高人对日常生活的介入，向普通人挑明两件事情的关联性。关于前者，可以举南北朝时期小说《述异记》中的一则为例：
陈留周氏婢，名兴进，入山取樵，倦寝，梦见一女，语之日：“近在汝头前，目中有刺，烦为拔之，当有厚报。”乃见一朽棺，头穿坏，髑髅坠地，革生目中，便为拔草，内诸棺中，以甓塞穿，即于髑髅处得一双金指环。
这里，周氏婢于髑髅处得一金指环与其为髑髅拔草并把骷髅安置在棺木中纯属偶然，也许当初是作为陪葬品一起入葬的。但由于作者设计了梦遇幽灵这一情节，使拾得的金指环变成了幽灵的有意酬报（更是避开了盗墓嫌疑），从而启悟人们将善举与善报作了必然的因果联系。相似的例子还有《太平广记》录自小说集《儆诫录》中的一篇，它不是通过人物做梦，而是用一种幻觉来呈现逻辑链的。具体情节如下：
蜀郭景章，豪民也。因醉，以酒注子打贫民赵安，注子嘴入脑而死。安有男，景章厚与金帛，随隐其事，人莫知之。后景章脑上忽疮，可深三四分，见骨，脓血不绝，或时睹赵安，疮透喉，遂死。
令人惊讶的是，小说交代肇事者郭景泰虽然用钱财收买死者赵安的儿子，把一件过失杀人案掩饰了过去。但郭景泰后来脑上生出了恶疮，虽然我们可以把这归因于他自己体质出了状况，但恰恰是“时睹赵安”的幻觉，让人把这种病因与他以前打死赵安的过失联系了起来，因果报应的逻辑链，得到了加固。
另外，通过高人介入生活来形成逻辑链的例子，我们可以举收入《太平广记》中的“裴度”一则为例。内容大概说：裴度相貌跟一般人差异很大，有看相的断言他“若不至贵，便当饿死”，而当时，他面相中并没有显露富贵的迹象。一天他游寺庙，捡到贵重物品，结果在寺中守候了二天，终于等来了失主归还物品，才知道那物品是失主用来搭救入狱老父的。后来，裴度有机会再次遇到曾为他看相的，相士惊叹其相貌有大变异，说他“此必有阴德及物，前途万里”，后果然成为朝廷重臣。应该说，裴度以后的显贵与当时的善举相隔了十万八千里，但经由相士道破，这相距遥远的两事有了直线式联系，人生命运的浮沉、它之扑朔迷离在这里得到了明朗而又简洁的处理，在相士的一瞥中，作品中的人物乃至读者都被提升到一个了解过去和未来的全知视角立场。
宋元后，白话小说勃兴，表现因果报应思想的，与文言小说相似，依然不在少数。如小说集《娱目醒心编》卷十二《骤荣华顿忘夙誓，变异类始悔前非》中，主人公胡君宠曾允诺将女儿嫁给林家，并向林家借金行贿得以升官发财。后林家落难，胡君宠悔婚赖金，受天报而家破人亡，自己来生被罚作犬，其对因果报应思想的直接宣扬，显而易见。但一些优秀小说在利用因果报应的思想资源时，大多加以创造性发挥，既深化了小说主题，也增强了小说的艺术魅力。如《红楼梦》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恋爱故事就是基于一个因果报应的母题，即黛玉的前身是绛珠仙草，因为受了宝玉前身神瑛侍者的雨露浇灌，才要下凡用泪水来回报他。但由此作为情节动力，发展出的是一个多么充盈丰厚的故事内容呀，此不赘言，下面我们主要讨论《聊斋志异》。
二、果报观念与《聊斋志异》人物的心理体验
《聊斋志异》中，虽然有不少篇目涉及了因果报应的内容，但宣扬这种报应观念仅是一方面内容，作者更经常地是把这种观念作为情节的发展动力，与身处其间的人物的心理体验结合在一起，从而在一个看似老套的情节框架中，生成丰富的思想内容，给人以全新的阅读感受。
最为典型的例子可以举《三生》一篇。故事叙述一个姓刘的孝廉，能够清楚记得前身之事。当他为缙绅时，德行颇有污点，62岁去世，阎王款待他喝茶，因为他觉得这是迷魂汤，所以趁阎王不注意，把茶水泼了。后来，阎王查到他生前作孽纪录，勃然大怒，罚他转世为马，结果被人骑得两肋疼痛难忍，绝食而死。只是因为受罚期限未满，又被小鬼押去转世为狗。看到粪便，知道肮脏，但闻去确有香味，只能克制自己不去舔食。因为无法忍受做狗的日子，故意咬伤主人，又被主人暴打至死。阎王怒其凶横，又罚他转世为蛇，做了蛇，他发誓不再残害生命，只是吞食果实为生，因为没有生趣，最后在大车过路时，突然从草丛中出来横在路中，被车轮压成两段而死。阎王因其不是由于自己作恶而被杀，所以让他转世为人，这就是刘孝廉了。
在许多志怪小说中，都有关于前世因缘的故事书写，不过这种书写，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真切感觉似乎并不能协调起来，处在现世的人，既无法回忆自己的前世，也难以预知自己的后世。尽管人们会把梦境视为另一世的人生，或者起码是一种暗示，如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就怀疑父亲梦见的僧人就是他的前世，但这毕竟带有很大的猜测成分。所以，在《三生》这篇小说中，一个细节的设计就变得至关重要，就是在阴间的刘孝廉偷偷把迷魂汤给泼了，这样使得他转世为马、为犬、为蛇时，始终还保持人的清醒意识。作者这样写，当然是出自宣扬因果报应的需要，让人的灵魂和意识寄居于动物时，能够把身处动物遭受的痛苦，一并集聚在心头，并能真切感受到惩罚体性的体验。而这一泼洒迷魂汤的设计，既是内在于小说的情节需要，因为恰恰是刘孝廉耍弄这种小聪明，使得他转世为动物时，有了因保持人的清醒意识才会有的难堪痛苦，这一意识中的痛苦，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自作聪明的报应。但同时，这一设计也是相对于读者而言的。它似乎在告诉读者，正是因为现实中的人在转世时被灌了迷魂汤，所以无法得知自己的前世后世，因果报应问题也是现实中人无法知晓的。这样的设计，弥合了小说与现实的断裂，让读者能够从人物的真切心理体验中，想象自己未曾经历过的可能的人生。
有学者据此还比较了这篇与《聊斋志异》另一篇《促织》的描写，认为当《促织》写成名的儿子灵魂出窍寄居于蟋蟀体内时，就缺少一种心理体验式的描写。殊不知《促织》表现的是人物无意识下的一种更深刻的因果关系。《促织》因为曾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而经常被人讨论，但人们较多关注其对底层社会民不聊生状况的细腻展示，而其由因果报应发展而来构思的深入，把一种外在的报应转变为一种无意识心理的内驱力，却鲜有人提及。
该小说提及平民百姓成名受官府逼迫，好不容易捕获一头上供的珍奇蟋蟀，却被因好奇心而窃窥的成名儿子不小心拍死在掌中，儿子在恐惧中投井，获救时成了失去意识的“植物人”。成名后来又获得一只看似不起眼的蟋蟀，却能战无不胜，终于使他们家庭摆脱了困境。最为离奇的是，瘦小的蟋蟀不但斗败所有蟋蟀，还能在遭遇雄鸡时从鸡爪中灵敏逃脱，甚至让其大受挫折，甘拜下风。直到小说末尾，成名之子清醒过来，才点出蟋蟀乃是他灵魂所化（由于刻本与抄本的差异，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描写是旁人改写），小说的深刻性得以彰显。
因为从人物自身的内驱力看，成名之子的自杀，似乎是对自己莽撞拍死蟋蟀行为的一种救赎。其实，成名之子不但要以自己化作善斗的蟋蟀来拯救家庭，同时，也要重新给自己一次机会，让蟋蟀能够从一只有力的手掌中逃脱出来。这样，他手掌与珍奇蟋蟀的曾经相碰，在新的场景里，就展开为鸡爪与蟋蟀的相遇。在蟋蟀逃脱鸡爪的一瞬间，当初死于成名之子掌中的蟋蟀，似乎也逃逸了。这是人对蟋蟀的拯救，也是对自己的心理拯救。用现代心理学解释，拍死蟋蟀的手掌成了成名之子的心理阴影时，摆脱这种阴影就成了人物以后行为的原动力，让这只手掌在后续的情节中呈现出种种变相，让蟋蟀从中逃逸，让这片阴影彻底散去，这是情节因果的内在逻辑链，构思出这种因果报应的逻辑链，显示了作者对人物无意识心理的深刻认识。
三、《聊斋志异》等小说中的“天报”和“人报”
因果报应关系主要是借助于冥冥之中的天意来体现的，虽然这种天意往往要借助于人意加以落实，但就人本身来说，其自身未必能够理解，所以才需要高人来指点。《阅微草堂笔记》曾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大意是：
李太学妻，恒虐其妾，怒辄鞭之，殆无虚日。有能入冥之老媪劝谕日：娘自与是妾有夙冤，然应偿二百鞭。今妒心炽盛，鞭之已过十余倍，又负彼债矣。后经战乱，妻妾均易其主，妾宠为专房，原妻反为婢女。妾令其每天受五鞭，年余因疾死，计所受鞭数，适相当。
报应发生得如此精准，可以进行量化计算，似乎是体现了天意的公正和严肃。但在《聊斋志异》中，有时候恰恰天意需要人意的配合，使得这种公正和严肃被打上了折扣，也把如何看待生活中的因果报应问题变复杂了。
《聊斋志异》中有一篇《骂鸭》，写一位村民偷了邻家老翁的鸭子，结果身上很快长出鸭毛，不但皮肤发痒，触碰也很疼痛。医治无效后，梦中被告知，需要得到失主痛骂，才能治愈。不巧的是，这位邻家老翁向来有雅量，丢失东西，从不骂人。村民先是向邻家老翁谎称知道谁偷窃的，还说窃者最怕别人骂，让邻居老翁骂他以警将来，想不到邻居老翁拒绝说“谁有闲气骂恶人！”无奈之下，这位村民只能以实相告，求老翁痛骂自己一顿，最后病症才消失。
作者附于故事后的感叹说，“甚矣，攘者之可惧也，一攘而鸭毛生！”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他接着说，“甚矣，骂者之宜戒也，一骂而盗罪减！”又说“彼邻翁者，是以骂行其慈者也。”这就强化了小说的反讽色彩。因为偷窃行为恰在于不可告人，现在需要偷窃者主动向失窃者去坦白，还要求获得对方的支持，来帮助自己消除病痛，岂不是一件极为尴尬事？其实，比受责骂更为难堪的，恰在于要向失主去坦白。而对邻居老翁来说，其做人的原则，也因此发生了动摇。究竟是不骂窃贼让其继续承担病痛还是以痛骂来消除其病痛，立场就变得相当游移。换言之，是继续没有“闲气骂恶人”来保持自己的雅量，还是放弃雅量来表现他的慈悲，这也成了一个问题。还有，偷窃者向失主乞讨责骂，虽然是受梦的指点，但如果把生理的皮肤痛痒视为是心理不安的一种表征，那么，被失主痛骂倒确实在一定程度可以纾解这种不安。但如果这种责骂又是违背对方做人本意的，是让对方勉强而为的，结果是，除了让对方遭受物质的损失外，又让本没有闲气的添了闲气来骂人，是否也给他精神带来不快呢？这些都是可以引人思考的。
以往，因果报应思想因为包含了不可测的天意而被视为落后和迷信，但近年来，学界对此也进行了重新思考。一方面，隋唐后，作为人格神的天意转变为隐含的天理，使得人们更倾向于认为因果报应含有部分客观规律性的内容，不再一概予以排斥。另一方面，天理报应的“天报”观念也渐渐与人道报应的“人报”思想结合起来，甚至更强调“人报”的因素，从而淡化了神秘主义倾向。就《聊斋志异》等一些优秀小说而言，其在表现“天报”时，往往借助于“人报”来具体展开，其结果或者凸显了人物心灵深处的隐秘，或者表现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化关系和做人原则，广为人知的《聂小倩》故事，就表现出因为男女主人公宁生和小倩各自的品行和善举而获得幸福的“人报”圆满。这样，其意义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泛泛的道德劝诫性和不可知的神秘主义倾向，容纳了更深广的思想情感内容，值得我们来重新理解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