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提到，粮票、布票、肉票、鱼票、油票、豆腐票、副食本、工业券等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票证已经进入了历史博物馆。

　　小小的方寸票证，伴随着人们度过了近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岁月，真实记录了那个年代“斤斤两两”的历史。随着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物资匮乏到物品丰盛，各类票证终于退出历史舞台，中国近50年之久的“票证时代”缓缓落幕，结束了它们的特殊使命和流通历程，也见证了中国印钞造币行业这段清晰的历史。

　　票证　特殊年代的印记

　　1941年2月1日始建于重庆枣子岚垭的上海印钞有限公司（下简称“上海印钞”），时称“中央信托局重庆印制厂”。抗日战争胜利后搬迁至上海，1945年9月8日，改名为“中央印制厂上海厂”。1949年5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中央印制厂。1950年6月6日，被命名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人民印刷厂”。1955年元旦，改名“国营五四二厂”。印制品种繁多的有价票证是上海印钞在计划经济历史背景下承担的一项重要生产任务。

　　1953年10月19日，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10月，在有关部门的部署下，上海印钞开始承印大量各地粮票，其中包括上海最早发行的购物票证。

　　当时由于物资匮乏，全国商品实行统购统销，大到粮、油、布，小到香烟、肥皂，几乎所有供应的物品都要凭票购买。粮票、布票、白糖票、香烟票、肥皂票等五花八门的购物凭证由此产生。

　　粮票小巧玲珑，印刷比较精致。其中，上海面额最小“半两”的粮票全国罕见，它只是为方便市民买一根油条使用，上海人的精打细算也由此闻名全国。

　　为防止社会上对各类商品的哄抢，印制票证的工作必须绝对保密。因此，参加印制工作的员工一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党员或团员以及优秀机台能手。他们下班后被秘密地组织起来，在用棉布围合起来的小场地内加紧生产。参加印制的员工有着极高的自律性，即使知道第二天就要实行凭票购物的政策，也没有一个人会去通知家里抢购的。

　　在印制各类票证的时候，负责分发票证的单位直接派车等候在厂内，可谓“立等可取”，随时接收。

　　上海印钞印制的粮票、布票、棉花票、线票等票证，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这些购物票证，在当时按人口、等级进行配给，是用钱都难以买到的，因此也有“第二货币”之称。而一些居家用品的购物票证更是“一票难求”，老一辈的职工还清晰地记得当年抓阄抽取缝纫机票、自行车票和手表票的情景。

　　从“老八股”到认购证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华美精致的橱窗内，陈列着记载世界各地资本市场发展进程的各种标志性物品。其中有一张制作精美的中国股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的第一只股票——飞乐音响股票。

　　1986年11月14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先生访华。邓小平向他提及新中国也发行了股票，并将一张飞乐股票赠送给他。这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中国第一股”从此漂洋过海，陈列于纽约证券交易所内，至今仍默默地向世人述说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非凡岁月。

　　1986年9月26日，在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开设的新中国第一个股票交易柜台开始营业，飞乐音响等首批股票随即在此面市。

　　飞乐音响股票的上市无疑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浪潮中股票发行的“试金石”，短时间内各类股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许多公司纷纷选择这种方法筹集资金，一时间发行股票成为一种风尚。

　　上海申华电工联合公司、上海豫园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大飞乐）、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凤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小飞乐）、上海爱使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陆续上市，成为新中国证券史上最早进入交易所交易的八只股票，俗称“老八股”。

　　“老八股”从设计到印制均由上海印钞完成，因此八只股票从图文设计到印制工艺，均充分体现出钞券设计的元素和印钞精湛的工艺。其中上海印钞工艺美术师于莉设计的“飞乐音响股票”，因为是新中国第一只股票而闻名于世；由邵国伟设计、徐永才雕刻的“上海豫园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则被公认为“老八股”中最精美的股票。

　　“上海豫园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图案设计上寄奇妙于绝伦之里，寓隽秀于精巧之间，票面在绛红色的映衬下，九曲桥轻漪泛鲤、巧夺天工，湖心亭飞檐层叠、楼阁交错，均淋漓尽致跃然纸上。邵国伟是当今中国一流的钞券设计师，徐永才是上钞最优秀的钞版雕刻大师之一，两位艺术家珠联璧合，留下这一张绝世珍品。

　　“老八股”成了企业市场融资的成功范例，上海新股不断扩容。市民们对股票的热情也从观望逐步演变成近乎狂热。每次发行新股，不论上市企业的背景、运营状态、资产报表等情况，均被抢购一空。证券交易所门前总是人山人海，市民连夜将交易所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甚至周边马路也都被堵得水泄不通。

　　1992年1月10日，主管股票市场的证监会推出了先发认购证、凭证摇号、中签认购的发行方法。中国的股票认购证应运而生，上海印钞因此担负起“股票认购证”的承印任务。

　　认购证价格究竟如何定，如果价格定得太便宜，比如2元1份，那老百姓就将认购证当彩票买了，认购时还将是人山人海，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而如果价格定得太高，100元1份，那大家都不买，股票最终还是发不出去。在这种管理层与老百姓的博弈中，管理层比较聪明，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消费能力以及大众心理，最后1992年股票认购证确定为30元1份，并事先告诉大家：认购证在1992年内分4次摇号，共发行10多个股票。这个决定一出，所有人都蒙了，搞不清楚该买还是不该买，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所有人都没有可供参考的经验。

　　1992年股票认购证设计得极为漂亮精致，封面是烫金印刷，内芯是4种不同颜色的碳写复印纸，这在当时是最新的印刷技术，在封底上印着大字“股市有风险·涉市须谨慎”，可见对股票投资者的风险提示在26年前就已经展开，可以说1992年的股票认购证提供了一个最早的风险提示的样板。股票的承销机构是当时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三大证券公司：申银证券公司、万国证券公司和海通证券公司，财务代理是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

　　认购证的发行时间为期10天。在当时的10天发行期中，对所有跃跃欲试的人的心理都是一种考验。在认购证发行的10天中，柜台销售并不踊跃，从未发生过排队的现象，但也没冷场，也不存在卖不出去的现象，这样的发行状况正是管理层所要达到的。

　　1992年上海股票认购证发行结束后不到两个月，消息灵通者获悉当年的股票发行个数将增至50个，中签率远没有想象的那么低，于是黑市出现了爆炒认购证的情况，其中最高价居然暴涨至1万元。事实上，每百张连号的认购证实际收益在50万元左右。股票认购证造就了一批百万富翁，也让许多与之擦肩而过者扼腕叹息。

　　二十余年的股海浮沉，随着电子交易取代纸质票券，股票认购证的悲喜剧也彻底落下帷幕。然而，早期的不少股票现在已成为收藏的珍品，尤其是“老八股”，它们不仅是新中国股票市场的先行者，而且由于存世量极少越显珍贵，全套价值连城。

　　从国库券到企业债券

　　1989年，上海印钞承印了一张十分特别的债券——“上海氯碱总厂企业债券”。淡粉色底纹、紫色边框、传统花卉图案装饰，其设计与过去各类债券相比，并不算独树一帜；债券票面发行单位、有效日期、厂长签名等基本要素也无创新。然而，这是一张独特的企业债券，其特别之处就在于该债券具有“陆仟肆佰肆拾万圆”的巨大面值，且发行量就此一张。这张6440万元的氯碱厂债券发行后，由一家银行独自持有，这家银行便成了上海氯碱总厂的最大且唯一的债权人。

　　债券是政府、金融机构、工商企业等机构直接向社会借债筹措资金时，向投资者发行，并按约定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的债权债务凭证。按发行者分主要有国债和企业债券两种。显然，氯碱总厂债券是一种企业债券。而上海印钞是国家印钞厂，过去印制最多的自然是国家债券。

　　上海印钞印制国家债券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1950年，上海印钞印制了第一种国家债券“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券”，面值为1分、10分、100分、500分四种。此后，公债券成为上钞的重要产品，特别是从1954年至1958年初印制的“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系列，面值最小1元，最大200万元，品种多达10余种。

　　由于种种原因，1958年之后国家停发国债，直至1981年恢复发行，并冠以“国库券”之名。1981年恢复发行的国库券，是“向老百姓借钱搞建设”的凭证。国家发行国库券与当时的中央财政巨额赤字有关。

　　1981年1月，国务院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总金额40亿元。首批国库券由北京印钞承印。由于是向单位发行，最高面值达10万元。1982年，财政部开始针对个人发行国库券，面额随即减小，有1元、5元、10元、100元等多种面额。此时，印制任务由北京印钞转移至上海印钞。从1982年至1998年，上海印钞承担了长达16年的国库券设计、雕刻与印制工作。

　　1982年至1990年，上海印钞承印了6种面值的国库券（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1991年至1998年，承印了5种面值的国库券（50元、1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

　　从票面设计来看，解放初期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券”的设计与第一套人民币十分相近，因限于当时的条件，设计比较简单。“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系列则借鉴第二套人民币，票面设计上有了很大的改观。国库券品种多，图案设计丰富多彩，有农业、工业、科技、航天、建筑、风景等设计主题，汲取与运用了大量的钞券元素。

　　印刷工艺上，1982年至1987年生产的50元、100元，采取了单面凹版印刷工艺；1988年至1991年，全部采用了胶版印刷。1992年之后，对于大面额的，以单凹印刷为主，并在制作中加入了很多防伪措施，如无色荧光字、黄红蓝无色荧光纤维等。

　　在上海印钞主业产品设计任务较少的情况下，16年国库券的精心制作实践，使上海印钞从事钞券设计、雕刻的一批工艺美术师的专业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1998年后，记账式国库券诞生。国库券发行逐步走向无纸化，过去的凭证式国库券逐渐退出了国债市场，因此国库券的印制工作随之戛然而止。

　　税票 一个炫目的亮点

　　2016年1月27日，上海印钞税票生产部最后一台设备停止了运转，上海印钞历经二十多年的税票生产就此成为历史。在印钞行业，“两票生产”等同于主业生产，税票的地位绝不在钞票生产之下。在长达二十年的税票生产过程中，上海印钞以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次任务，以创新的思维提升每一道工艺，以高度的使命感，确保每一项需求。在上海印钞的历史上，税票生产无疑将成为一个炫目的亮点。

　　1994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百名标兵表彰会上，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朱镕基，宣布我国专用增值税发票将由印钞造币行业印制。

　　作为首批进行税票印制的企业之一，1994年2月上海印钞开始了税票生产。当时，上海印钞下属企业上海证券印制一分厂承担了这项工作。由于从未生产过类似的产品，于是“走出去请进来”，上海证券印制一分厂开始进入了一个探索、学习的阶段。随着对设备、工艺、材料的熟悉，仅仅半年，税票的生产就进入到一个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1995年初，地处枫桥路的上海证券印制一分厂搬迁到了位于程桥路的上海印钞厂证券分厂。以原三八车间（现印码生产部）银行班组的成员为主，同时结合了胶印、凹印、检封三个车间以及证券印制一分厂中的部分员工，这个时期的税票生产已基本步入正轨。

　　最初上海印钞承印的是手写本增值税发票，到了1998年，电脑增值税发票开始与之并存。直到2003年3月，随着国家税务总局“精税工程”的实施，最终停止了手写本发票的生产。

　　1999年，为了确保税票生产的安全，税票生产重新迁回上海印钞本部，与此同时“税票车间”正式成立。直至2007年又再度搬迁至多元经济生产园区。

　　三度搬迁，既反映了不同时期社会对于税票需求的转变，也展现了上海印钞对于税票生产的关注。每一次搬迁都伴随着环境的扩大、设备的变更，使税票生产有一个大的提升，每一次搬迁也标志着上海印钞在税票生产的综合实力上有一个质的跨越。

　　最初，税票生产所用的机器是老式的平张机。这是一种单面印刷的老式机器，产品印完一面必须等油墨干燥后再印第二面，这样耗时很长。加之这种机器运转速度极慢，每分钟最多只有30张，2~3人苦干一天产量却非常低。

　　1995年1月，轮转机的引进，彻底改变了税票的生产方式。轮转机采用的是卷筒式递纸，每分钟高达150米~200米的机速，可印刷税票1000多张。同样2~3人干一天，产量可谓“天翻地覆”。此外，轮转机受限制较小，操作简便，高产的同时还能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

　　在老职工们的记忆里，初期税票配页都是人工完成，输送、核对、封装……一条龙全“手动”。当时，6个人围着一个机台，按顺序“接力”。如果要增加产量，只有凭借机台人员“手脚快”。然而大汗淋漓之下，增产能力实在有限。

　　2013年9月，“票据检测封包机”在税票生产中开始应用。输送、核对、套袋、封装等一系列环节完全由机械替代，原来6个人干的活，现在4个人就能完成。在解放劳动力的同时，也成倍提高了产能。“票据检测封包机”让配页工序彻底告别了“人海战术”。除此之外，在线检测系统的贯通将商用表格胶印机人数从3人降至2人；“生产前使用过版纸”工艺让作废率下降72.3%。

　　随着时代的发展，税票生产必须不断改进自身工艺来适应社会的需求。而2014年新版增值税发票的试印，也意味着税票将迎来又一次新的“蜕变”。

　　新版提升品首次将印钞专用的干胶印技术纳入进来，从而提升原有的防伪水平。与此同时，向来以水胶印为主的税票生产也必须因此做出改变。“由湿转干”，不仅涉及设备的改变，还关系到工艺知识的掌握。通过相互学习以及反复实践，在最终熟练干胶印技术的同时，整个税票生产也完成了新一轮工艺的提升。

　　随着税票业务因势所趋交由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统筹安排，上海印钞不再印制税票，但作为一门工艺，作为一个品种，其将永远留在上海印钞的历史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