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子豆先生，很难界定他是什么家。说是八大山人专家，也许比较妥当。他编辑出版过《八大山人诗抄》。其实，他对美术史，对石涛，对齐白石、潘天寿、丰子恺等大画家都倾注了超乎常人的精力去探索研究。他是一位赤贫的研究者，即使饥寒交迫，仍然孜孜矻矻摘录收集资料，沉醉在学术的世界里。

　　汪先生是我经常怀念的一位长者。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什么叫坚韧；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什么叫世态。

　　常有朋友谬赞我制作线装书，修补线装书为上乘。这些本领，大多是从汪先生那里学来的，也仅学到皮毛而已。他对于书籍装帧的见解和对线装书近乎苛刻的要求，深深地影响了我。当然，唯有他亲手装订的线装书，方可称为完美。

　　他为钱君匋老师装订过十多、廿年的印谱。每次，向钱老师收取他垫付的一角、二角的切纸费，从不多收一分钱的利益。他对于朋友的真诚和对于艺术资料的虔诚，令熟悉他的后辈无比感动。

　　年前，偶遇吴天祥兄，他和汪先生住处相近，接触很多。我们谈起汪先生，都不胜唏嘘。当年，我们都是小青年，也没有多少钱，请汪先生也至多一碗阳春面而已。而汪先生又是一位自律森严，不喜欢叨扰别人的传统书生。

　　陈巨来丈也是一位对艺术追求得近乎苛刻的大师。风闻汪子豆先生制订印谱为当代第一，出几十年来拓存的得意印作之散叶，请订为一部四册和一部一册的二种印谱。并精心刻制了长方小印“汪子豆装”，亲钤于书后。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程十发先生和汪先生的挚友张岳健先生的举荐，汪子豆先生成为外岗的上海工艺美术学院的图书资料员。生活渐趋安定，退休后，去了南昌和亲属团聚。

　　汪先生谢世已有十五六年了。最近，友人赵敦堂兄告诉我，浙江有一个汪子豆藏书馆。一打听，原来他的哲嗣把汪先生的全部藏书和资料捐给了家乡开化县。那里建立了一个“汪子豆美术藏书馆”。

　　公正的社会是不会忘记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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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大阪的关西空港来上海。飞北京、上海的柜台前排了五六百人的长队，几乎都是同胞。红叶季节，人也特别兴奋。

　　贱躯衰弱，惧手脚迟钝，一般都会提前去机场，生怕误事。按惯例，托运了行李，驳好座位，我会把手提行李放在寄放站，去咖啡馆喝杯红茶，休息一会。

　　我的手提小箱已用了三四年，小巧结实。寄放站的一位日本油腻大叔，瞥了我一眼，我相信他立马就知道我是外国人，“六百二十圆。”我笑嘻嘻地回答：“弄错了，这是小型箱，三百六十圆，我在你手里寄放过三次了。”他瞪了我一眼：“这是中型箱。”我仍然笑嘻嘻地说：“这是日本航空公司规定可带上飞机的小型箱，我至少带上了二十次，中型箱是不能带上飞机的。”他固执地回答：“中型，六百二十圆。”没奈何，我只得又摸出硬币，添足了六百二十圆放在柜上的盘子里。但是心有不甘，边数硬币边唠叨：“今年的大台风把关西空港的优良服务吹光了，可惜啊可惜。”

　　他数了三百六十圆，把多余的硬币推到我面前，故作坦然地说：“这次就算是小型的。”

　　同胞们都知道的，要日本人对外国人认错道歉，可能比登月还难。

　　唉，大概看到大厅里满满的多是中国人，心里不平衡，动了贪欲。是啊，在利欲面前，有不少人是把持不住的。

　　看，到了节假日，机票涨价了，酒店涨价了，好像天经地义似的。

　　我是以写字、刻印谋生的一介书生，我们也有价目表，羞答答地美其名曰“润笔”。节假日敢涨价吗？不敢。知道这有点难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