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制定个人破产制度

　　“用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已经如期实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介绍，三年来构建了综合治理的工作格局，清理了一大批历史性积案，破解执行中的“四大难题”，规范化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三年执行案款，装到当事人口袋里的真金白银4.4万亿，同比增加了71.2%。”

　　目前，已经制定了下一步推进解决执行难五年的工作纲要，正着手制定从源头治理执行难的方案和意见，将采取措施进一步提高执行队伍的综合素养，推进完善强制执行的立法体系。“强制执行法”已经被列入立法计划，争取在今年年底向全国人大提交，还将完善强制执行密切相关的企业破产制度，探索制定个人破产制度等。

　　对“老赖”绝不姑息

　　“公布失信被执行人的相关信息和隐私保护之间并不矛盾。”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葛晓燕解释，并不是对所有失信被执行人都公开曝光，公开内容严格限定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人民法院也采取一些技术性处理，尽可能地保护隐私。

　　刘贵祥介绍，对失信被执行人采取信用惩戒措施有30多大类、100多小类，其中包括上高收费的贵族学校，但不能把正常义务教育和高学历教育列为限制之列。“中国的司法是非常文明的，当然不能‘搞株连’，要把握好政策界限。”

　　对“老赖”绝不手软，绝不姑息，但执行人员要有较高的综合素养，尽可能采取执行和解办法与双方当事人沟通，有效利用执行和破产制度的衔接，在采取查封、控制措施时一定要有限度，不能把民事纠纷当作刑事犯罪去处置。“采取措施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要追求最好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刘贵祥指出，打击教科书式“老赖”，要依法用足用活强制执行手段，打击拒执罪；实施联合信用惩戒，纳入失信名单；进一步加强“立、审、执”的衔接机制，解决一些利用关联公司和股东关系隐匿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的情况。“充分利用各种手段，查找财产线索，有效打击规避执行、逃避执行行为。”

　　就“执行不能”这一痛点，法律上采取“终结本次执行”，做暂时结案处理。但在网络化查控系统，每半年过滤一次，一旦过滤出财产，或是当事人发现财产线索，立即恢复执行。

　　刘贵祥介绍，近年人民法院发挥司法审判职能，依法、高效、有序地审理了一批涉职务犯罪案件，加大了对贪腐分子的经济处罚力度，追缴非法所得，提高违法犯罪成本。“对于没有追缴到案的犯罪分子非法所得，要一追到底，不设时限，随时发现随时追缴。”

　　特派记者 范洁 （本报北京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