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祭扫，永远是中国人的大事，于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来讲，节气的临近意味着各种计划与动作——准备祭物、联络亲眷、商议日程、购买车票……这是中国式的告别与纪念，个中还有万花筒一样复杂与精巧的习惯和说法，人们按照自己所相信的手段与道具尝试同逝者沟通，表达哀悼，而那些成全施祭者的人，最后似乎也给自己换回了安慰与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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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相宁在宁建殡葬有一张桌子，只有一张。
他是宁建数位租客中的一位。店铺面积不超过百二十平，虽然不大，但各种产品一应俱全，很像是从前上海寻常可见的烟纸店。这里陈设杂乱却格局分明，靠近内里，近一半的面积被用来制作花篮。而沿街采光不错的另一半，则驻进了寿衣柜台、骨灰盒柜台、香烛与其他祭物柜台、以及两张用来写挽联的桌子，当然，还有卢相宁的一方天地。
卢相宁的那张桌子是典型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人家用的写字台，深棕褐色，窄，但很耐磨。和旁边两张堆满挽联的桌子的凌乱不同，他的桌子非常干净，工作用具只有三样东西——一部手机、一本工作手册、一支圆珠笔。他的工作常态，就是坐在桌子后头，接电话、抄录信息，再打电话，再抄录信息，如此循环反复。信息的内容一般是，哪里哪里的人没有了，现在需要殡仪馆派车，时间、地点、联络人、大礼的日子、规模……记下这些信息之后，他再打电话给自己在殡仪馆的上家，敲定一个个细节。工作就这样被按部就班地派出去，几十年来如一日，这是变化最少的一个行当，“人活着嘛，才需要常变常新，走了，还是最稳妥的路子来得好”，卢相宁这样解释。
在他记录的所有信息里头，一级紧急的事件当然是运送。时间的紧迫程度一般随着气温来定义。采访当日，就有一桩挺突然的生意，一个61岁在精神卫生中心去世的病患，家属打电话来要派车，他跟对方来来回回讲了10分钟，好像一切都谈妥了，挂断电话，才发现竟然没问精神卫生中心的地址。于是旁边租柜台卖香烛的苏北老太太过来支招，究竟在闵行还是在普陀，这成了他们争论的焦点。许多现代化的确认地址的方式于他们是不切实际的，比如上网查一下，或者使用手机自带的地图查询。这里只有一台极为原始的电脑，使用的是XP系统，是在此处运营花圈的老板的私人财产，更多的功能是提供QQ游戏的服务。争了几分钟才想起，似乎还是回拨过去确认一下地址来得保险，“现在不是大夏天，否则我真的要急死”。
这个行当没有红蓝海之分，卢相宁的压力并非来自于行业，而是他自己每况愈下的记忆力和身体机能。十多年前，他戒掉了香烟，偶尔喝一点小酒，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健康，店里的其他几位老板都夸他矍铄，但他自己晓得，是到了可以慢慢退出行业的年龄。“我67岁了，现在能有这样一个写字台，有时候想想也可以了，但再想想，也有点厌了。”几年前，他关掉了对过属于自己的一家店，“开面是这里的两倍大，装修也很得体”——他这样形容自己曾经的店铺。最后急流勇退的答案很简单——力不从心。但为什么不彻底告别这条路呢？他又讲，实在是老熟人太多，“这种事情，一旦有了，家属还是想找熟人办。你打个电话到殡仪馆，当然能直接定一条龙服务，但上海人嘛，你知道的，做熟不做生。”这个“做熟不做生”，硬生生地把他“绑”到了现在的写字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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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位设摊历来也是这条路上的一大特色。一个有经济实力的老板，租下一间铺子，主打一条龙里的某一个行当，一般就是卖花篮。然后把剩余的空间，租给其他小工种人群——写挽联的，卖锡箔的，推荐墓地的……这样，虽然不是一家独大的一条龙服务，但因着各环节上的补全，俨然又成了一间能够从头服务到尾的铺子，抱团取暖，成了大家都愿意接纳的形式。
卢相宁在这个集体里，很是如鱼得水，“起初大家就是租客，但很快会变成朋友，用了安徽人的花篮，他会给你推荐苏北老太的香烛跟锡箔，买了花篮不能不写挽联吧，旁边老高又有了用武之地，我嘛，更多是些联络上的事情。”
的确，这种协同合作的高效有时候叫人侧目，而只做自己擅长的事，就让宁建慢慢做出了名堂。比如宁建老高出品的挽联，字在这条路上绝对算是拿得出手的，关键是，这位老先生效率很高，30秒钟保质保量地写一对挽联的记录，大概也是很难破掉的。更了得的是，老高还能被称作一台家族关系查阅器，除了一些直系亲属，挽联赠与者常常不能很清楚地表示自己与逝者的关系，这时候，老高就会摊开一张纸，拿出一支笔，从亲到疏，让赠联人一步步接近TA与死者的正确称谓。通常，老高会把这个过程压缩得非常短，偶尔会碰到一些特别聒噪的上海老阿姨，他就会喝令对方不要说话，“我问你讲！”——这是他的口头禅。对于一个惜字如金的人来说，他嘴里的这四个字，频率实在是出现得太高了。
当然，老高某些过于敬业的行为，在卢相宁看来是很难理解的，比如有时候一个字有些小瑕疵，老高总归要撕掉重来，“哦呦！要烧掉的呀，你这么顶真干嘛！”卢相宁一直这样挖苦他。“现在不让烧了，这条路早就不能起明火，这联烧不掉的！”老高会为自己辩护。但卢相宁恐怕不晓得，自己“服务好客户”的理论，何尝不是老高用心写挽联的动力之一呢？
当然，在这个一百多平米的空间里，年龄的差异，也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反差。租下整个空间的花圈老板白卫，年纪不过二十八岁，却在这个行当干了近十年。一开始也是帮人打工，做花圈搬运工。时间长了，觉得这个行当有钱赚，就从安徽带了一群朋友来，全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做起了花圈生意。和一班年龄50+的从业者比起来，他最大的优势是，没有太大心理禁忌。在他的理念里，这就是一桩纯粹的生意，一项至少目前看起来，还算利润可观的事业。“没啥想法，我就是卖花的，情人节有人卖花，母亲节有人卖花，追悼会有人卖花，就是这样。”于是，和整个冬季都穿一件灰大褂、头戴黑色毡帽的老高以及永远给人感觉在灰里走了一圈出来的卢相宁比起来，白卫和他的男子插花队，穿得实在是很鲜艳。除了时髦的装束，他们边插花还会讲各种笑话。比如我跟白卫讲：我要做个殡葬行业的选题，后面的小伙子们就叫起来：“什么！殡葬行业的选秀！”白卫伸手打了其中一个男生的头，冒出一句：“秀你个头。”他们就又都笑起来。偶尔有人会偷懒刷个手机，或者玩一局游戏，白卫自己也并没有以身作则的意识，他似乎倒是玩得最多的那一个。唯一一台破电脑，除了记录日常的账目和信息，就是给他们玩游戏用的。
但有一个现实横亘在他们的人生里头，那就是结婚生子。白卫底下的很多男孩子会跟女朋友讲，自己在花店工作。这不算撒谎，而是打了一个微妙的擦边球，但也不是权宜之计。好在他们年龄都不大，可以在这种说法里混个两三年，并且时常会有另一种更完美的想象占据他们对未来的憧憬——两三年，大概就能存一些钱，或者换一个更好的工作。毕竟，结婚还很遥远。
不要以为这种困扰就不存在于已婚的卢相宁身上。如果人生重来一次，他预测自己不会选择这个行当。但人生重来的门槛太高，需要重置的东西太多。在有相同过去的同龄人里，卢相宁已经算是一个能打翻身仗的了。二十年前，他开着大巴车送第一批上海扫墓亲友团去苏州祭扫的时候，就绝对想不到自己的第二段人生，是在花圈、袖纱还有眼泪的供养下开始的。“一开始就是有朋友在苏州卖墓园，那时的上海人大多会选择葬在籍贯地，入土为安，叶落归根，所以亲人往苏浙跑的还是大多数，我是从服务看墓团开始的。”看墓团——他用这种称谓给那些替亲人返乡找墓园的人归了类。一来二往，就成了几个做墓园的在上海的代言，有人要买墓地，常州、苏州、无锡、宁波……他都能推荐，也能想办法租车带你去看，这种运作方式类似于今天的销售。累是肯定的，特别是清明冬至前后，一两个月天天在外头跑也不稀奇。好在那时年轻，身体机能上的疲劳完全不是障碍，但也是这个年轻，却在心理层面造就了不少困扰。“逢年过节跟亲朋好友吃饭聚会，别人问你做啥的，我讲自己卖墓，总归不大好。”至于家里老婆孩子的想法？卢相宁通常都是回避的，要么他会跟你讲：“一言难尽，不过现在都好了。”这倒不是假话，身体与心智，跟二十年前相比，现在就是反了个儿，带人看墓，那是跑不动了，再有朋友问起自己谋生的手段，卢相宁通常会笑着跟对方讲——服务业，然后顺势递上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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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有力气到处跑的卢相宁，识趣地在一张写字台后开始了自己的晚年生活。让他慢慢退场的不仅仅是身体，还有人们对归宿要求的变化：“这十年，上海人很少有回乡落土的习惯了。现在本地墓园都地铁直达，老辈希望自己走后，小辈能定时来看，那当然是越近越好。再说，老家的亲戚，老的也都没了，小辈们谁都不认识，自己过日子还来不及，谁有空管你上海亲戚？”而上海墓园，那是另一个圈子的事情。卢相宁早已和中心失去了联系，他说自己站在边缘，可以帮忙联系，可以推荐，但事事亲力亲为，使不上力也没那必要。所以，天天坐在这里，等着曾经认识的老朋友们，不晓得什么辰光就挂一个电话过来，说有事要办，他就用自己的面子帮他们去换一些安全感——卢相宁的很多老朋友都关照自己子女，要把他的电话存在他们的手机里，总有一天能用到的。“好像我真的就能长命百岁似的”，面对这种过分的依赖，卢相宁总是自嘲。
但宁建殡葬的所有人都认为，卢相宁可以活很长，因为这是卖香烛的苏北老太下的“预言”，她是这个团队唯一的女性。如果说老高是亲缘关系查阅机，那么苏北老太就能被称为殡葬习俗百科全书。她一肚子都是条条框框，细节到逝后三日每天烧东西的顺序，追悼会上亲属站位的规则，都属于她能够提供咨询的范围。同时，用16张锡箔叠出一枚莲花银锭的技能，也使她可以畅想更多的营收方式。有人曾告诉她淘宝可以网购折好的锡箔，她便一直在“是否要开一家网店”的念头里犹豫：“有时候我就是不服气，我叠的比别人好多了，不开店有点可惜。但想来想去还是没戏，现在人谁还关心锡箔有几种折法？反正都是要烧掉！”
对于新兴的殡葬业务，宁建的老人们是不屑一顾的，但他们又无法否认，旧的方式成本逐年上升，新的方式自然应运而生。他们都给自己预备好了足够买一块墓地的钱，然后以最传统和适宜的方式将一切道具补全，太过前卫的方式跟他们无关。但在殡仪馆提供的纷繁复杂的套餐产品里，偶尔也有卢相宁青睐的，比如乐队送行这一项——身着白服的乐队人员若干，在追悼会的末尾护送着棺材上车，送往火化的地方，全程还有现场演奏，“他们一招一式很有那么点味道，就是让你觉得庄重，这个气氛会一下子肃穆起来，那种哭哭啼啼大喊大叫的场面就会被压下去。我一般给家属推荐4人团，人太多也没必要，毕竟贵，主要是感觉，感觉对了就好。感觉对了，家属就觉得，再怎么样，人走得还是有尊严的。”卢相宁这样说。
“感觉”是诸如宁建殡葬这样的店铺存在的最大理由。每天都有很多人跟世界告别，每天都有更多人的感觉需要在这种告别里被细心呵护。宁建的人，或老或少，只是在用自己最习惯的方法，处理每一次告别中需要被重置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是他们的工作，用卢相宁的话来说，就是“这样的日子过久了，不会不怕死，但总觉得自己得了些便宜，想想也挺笃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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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宁建殡葬最突出的氛围，大概就是这种笃定，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子上，做最擅长的事情，在最正确的时间点完成需要完成的事情。就像现在，老高写完了今天最后一张挽联，被白卫催促着去吃饭，于是，顷刻间所有的人都聚到了店铺最里面，各自从一口大锅里盛出面来，放进自己的碗里。大家吃的都一样，一只虎皮蛋，一份红烧肉百叶结，几棵青菜。那口大锅冒着热气，苏北老太关上了向街一头的前门，也慢悠悠地踱进来，边指责旁边一家汽修店总是准时出现的油烟，边找筷子。在他们身后，是另一扇门，直通这条街向阴的一面。在那里，有几十个同他们做着一样工作的人在这个点吃饭，他们全都站在热气腾腾的饭菜升腾起的烟雾里，与等着被插上竹骨圆圈的鲜花处在一起。只有几个小孩在肆无忌惮地奔跑，爬到装着各色纸房子的黄鱼车上追打尖叫。殡仪馆仅仅一街之隔，在那里，哭嚎或者肃穆定时弥漫，每日壅塞着的离愁别绪排着队试图闯入，只有几声对着顽皮孩童的呵斥以及他们尖利又放肆的笑，正在完成一次又一次势均力敌的对峙。
（本文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