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读者是否有过和我同样的体会：看一些电影电视或读某些小说什么的，对主角过目即忘，而对某个配角却久久不能忘怀。次数多了，便觉得这不仅可思议，而且还可推而广之。再留心一下，发现这还是世间一个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呢。

　　如《桃花源记》，原本不过是“诗序”即《桃花源诗》的一个说明。在陶渊明那儿，《桃花源诗》是主要的，是“正”；而《桃花源记》则是次要的，是“偏”。就像白居易的《卖炭翁》是“正”、其诗前小序“苦宫市也”这四个字是“偏”一样。但是后来，《桃花源记》几乎成了读书人皆能背诵的名篇，而《桃花源诗》在公众范围内却没有几个人知道了。这不就是“正退而偏进”了？陶渊明若泉下有知，恐要向后人大声抗辩把他的作品本末搞倒置了。

　　更有甚者，柳宗元写了一组诗叫《八愚诗》，又为这八首诗写了一篇序，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愚溪诗序》。这《愚溪诗序》和《桃花源记》一样，都被后人广为传诵，都被收在《古文观止》中，也都多次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说“更有甚者”是指：这《八愚诗》一首也没流传下来，全部亡佚了。柳宗元若亦泉下有知，其抗辩声是否会比陶渊明的要大？

　　再说《诗经》。当初传《诗经》的齐鲁韩三家用后来的体制类比，那可是正宗的国营事业单位；另有毛亨毛苌二公亦传《诗经》，不过他们是“个体户”性质，连“民营企业”都算不上，或许勉强能算“家庭（或家族）作坊”吧。而后来，那三家国营单位渐行渐退，最终退为无，失传了；偏出的“毛诗”却相反相成，渐渐地把蛋糕越做越大、由偏而成正不说，在彼三家失传之后，毛诗便一统天下了。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诗经》以及古人对《诗经》的主流解释，正是毛诗的传本。

　　司马迁的《史记》当初也是“偏”。司马迁虽顶父亲的职做了太史令，但他职务行为的著作肯定不会是《史记》；太史令所作之史，那是和三代而下历代史官所作一脉相承的那种。他早就想私下里写一部与官样史书不同的著作。受刑后，他改任中书令。中书令是“掌传宣诏命”的，也就是说，他的本职工作资格被剥夺了。但为了完成那“成一家之言”的“私心”，司马迁在新的本职工作外抓紧时间进行他的业余写作，终于，一部伟大的著作诞生了。

　　有的人则能把这种“正退偏进”的现象转化为方法用以表达事物或阐述思想。

　　大画家徐渭，吴门画派的开创者；而他却这样评价自己：书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画第四”，你认可吗？齐白石对徐氏佩服得五体投地，宁做“青藤门下走狗”，亦学徐氏自评之法说自己：“我的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当然，亦没有人会认可这个排序。我以为白石老人幽默外，也有谦虚的成分。这种以正为偏的修辞，玩其语，品其味，在体会到大师谦逊胸怀的同时，其偏锋之语与机智风趣不亦令人回味无穷？

　　我想起“人生不如意事常十八九”语来。“十八九”中又有“十八九”是由于当事人自认为“偏正不谐”造成的，并不是真正的不如意事占那么大比例。不妨权当“偏正易位”，从实际出发，顺势而为，说不定你也能因之而做出一番事业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