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前听来的故事。再不讲出来，以后就不会有人再提起它了，等于和我一起淹没在世界之外。我不可惜，我肚子好多故事、尤其是好多笑话可惜。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有个老朋友，头脑比我稍许差一点；长处却是记性好。我讲的笑话，我熟悉的一些有趣的事，我的熟朋友……他会记得住，写在自己家用账本上。哪天有用就端出来。有的写书，有的给人当“相声”材料。
反右的时候，全国文联通知我：明天参加批斗萧乾大会。大会要我批萧乾什么呢？他送过我一本《英国版画选集》，在香港买过我两次木刻，大概七八张（听说我穷），介绍香港大学校长施乐斯给我在港大开了个木刻展览。
这好像没有伤害我，也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也没有看出对社会有什么伤害。
大会形势严峻，不说两句是不行的。熬到天亮，好不容易找到个声讨题目：“他喜欢结婚。”
发言最后是警告他：“一定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我当年的幼稚其实跟现在的浅薄完全一样：“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岂不是当众鼓励他再来一次结婚和离婚吗？
不知过了多少年，在怀仁堂参加文代会，我们在小便所遇上了。
问讯他：
“干嘛不找我们玩啊？”
他回答：
“你们都把我当西门庆了，有什么好玩？”
风风浪浪。
有一年，我女儿在哈佛大学参加欢迎中国文化代表团的会上看见了他，叫他一声：
“萧伯伯！”
“唉！没想到在这辈子还能见到你们黄家的人！”他说。
冬去春来，终于，我们能和好如初直到在香港读到《尤利西斯》，打电报向他祝贺。他去世时我们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没能赶上追悼。
一位老文联朋友告诉我：“要你去批判萧乾，是你的那位老朋友某某推荐的。”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下旬，又听到这位老朋友对我的揭发。内容两个：
一个是关于斯大林的笑话。
一个是五十年代在中央美院宿舍大雅宝胡同宿舍里招待过国民党时代的县长和国民党时代的师长吃了顿丰盛的午饭。
斯大林那个笑话很好笑，幸好在六十年代中，要是早几年就麻烦了！
县长和师长吃我家那顿丰盛午饭是事实。两位都是家父的同学和好友。当县长的一共当过九任不同地区地点的县长。
妻子在家乡一直住在东门外河边清沙湾土墙屋里纺棉纱过日子。是中国文化的明星“南社”的社员。解放初一直在北京北海中央文史馆做馆员。当师长的，抗战初期著名全国的嘉善保卫战，牺牲了几千湘西子弟，就是他跟顾家齐领导的。解放前夕在湘西沅陵做过的一次大功德，至今老百姓一直没忘记他。他是解放后的省政协委员。
一位县长，一位师长，年纪都大了，在饮食风度上难见出特别的光彩。只有我这个朋友正当食欲和肚量互争短长的盛年，开心地像给他祝寿一样，把这顿午饭吃成个大满贯的场面。
别小看我家这顿五十年代的午饭，为了证明他自己的确是个多情种子，连饭桌上当天的炖牛肉和南雄板鸭、炖蛋都一字不漏地写在揭发材料上。
“文革”以后我们就不再来往了。听说他一直要找我，不晓得他挂念我什么？
我禁不住由此而常常想起一个外国故事。
一个稍微有点钱的单身汉，在一座长满绿草的大山坡上盖了一栋讲究的房子。没想到住下的第二天大清早他就烦恼了。让一种特别的声音吵醒，天天如此，怎么过日子？
早晨五六点钟，一个身体强壮快乐稳定的年轻牧羊人，会把一百多只羊撒在这座山坡上吃草。还在他的窗口迎着早晨的太阳大吹号角。
单身汉清楚，房子是他的。外头长满绿草的大山坡是大家的。
号角是牧羊人的，他爱什么时候吹就什么时候吹。山下住着的老乡们，男女老少最喜欢清晨半睡半醒的时候远远听年青牧人的号音，有一种到老还让妈妈哄着睡觉的感觉。
上派出所讲理？准输；公安人员大多从小听号角长大。
打架。先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再说。
于是、于是又于是……
单身汉打开窗子，在窗台上摆了一瓶红酒，两个杯子。
牧羊人赶着羊群上坡了。开始吹号角了。单身汉面带微笑耐心等待他把号角吹完。倒满两杯酒，一杯给牧羊人：
“早上好！”
“早上好！”
第二天，牧羊人吹得更起劲。又是：
“早上好！”
“早上好！”
第三天，第四天，一直那么“早上好！”了一星期。牧羊人问了：
“我牧我的羊，我吹我的号，代代老规矩，为什么你大清早起来和我干杯？真不好意思！”
“你怎么这么说话？你天天演奏这么好的音乐给我听，我会是个狠心不懂报酬的人吗？你不想想，每天那么早起来究竟是为了谁？”单身汉说。
“唔！”牧羊人懂了。
牧羊人仍然天天早晨吹他的号，跟单身汉天天干他的杯。
忽然一天早晨放酒瓶酒杯的窗口关了。
牧羊人心想：
“他有事进城了吧？”
照例仍然吹他的号。
窗子就那样一天天地关着不再打开。
牧羊人感觉到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或许碰到个艺术上的负心人。以后甚至不带号角牧羊了。
同村的老乡问他为什么不吹号角了？
“不给他音乐听！”牧羊人说。
我有时也想念我那位朋友。我是牧羊人，朋友是那个单身汉；有时对调一下，我是那位单身汉，而那朋友是牧羊人。
想来想去，积下的情感淤泥是很多的。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夜
（本文为上海文化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黄永玉新书的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