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我们邀请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回顾共和国70年风风雨雨的外交历程。 

　　于洪君：新中国成立开启了我们从世界舞台边缘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征程。中国不是说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老大，在世界舞台上称王称霸，呼风唤雨，我们是要在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中成为一支重要的、建设性的、引领性的力量，为人类和平发展共同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不是要称霸世界，而是要引领潮流。不是要左右全球事务，而是要推动秩序重建。

　　综合国内外各种因素，特别是国际上各种力量的消长，我们可以充满自信地说，中国正处在伟大历史复兴的前沿，我们正在接近世界舞台中心。这个信念，这个判断不能动摇，也不应该动摇。

　　坚持和平外交道路

　　自立世界民族之林

　　在新中国成立当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就明确宣布，我们要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尊重我们主权独立完整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走和平外交的道路，要和平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基于意识形态因素，对中国实行孤立封锁政策，新中国为了自身生存发展，确定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这是当时的历史决定的，是世界力量对比和战略格局决定的。新中国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建立了一个新的、完全不同于国民党旧政权的外交体制。

　　和平立国是我们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以和为贵，和谐共生这些优良传统决定的，也是我们这个人民民主国家政权性质决定的。但世界上势态很复杂，很多因素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很多事情发生发展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被迫卷入了朝鲜战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一个重大战略抉择，美国把战火烧到了中国家门口，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我们不能不管。朝鲜战争的发生改变了美国的远东政策，美国在遏制中国方面加大了力度。1953年，为了解决中印关系，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到上世纪60年代，我们的外部环境有所改善，古巴革命成功，我们在遥远的拉丁美洲有了第一个建交国。上世纪60年代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一大批国家独立，这些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获得中国的支持，中国的建交国越来越多了。1964年，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和我们建交的国家。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中国跟美国开始接触，1971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1971年底，我们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加入联合国是我们在多边舞台外交斗争的一个巨大胜利，是我们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积极成果，这个时候我们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理解更加深刻，外交实践摆脱了“文革”初期左倾思潮的干扰。紧接着欧洲、大洋洲等多个国家陆续和我们建交，1972年中日也建交了，那时候有一个说法叫出现了“雪崩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潮流。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出现了新的发展。我们奉行了更加积极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

　　我们现在回过头总结历史，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这段时间是新中国自立于世界舞台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实现了中美关系的转圜，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一个重大步骤。我们能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与上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两大外交成就密切相关。有了这些成就，我们和平外交的前景就更加广阔了，我们也逐步打破了西方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发展利益和机遇。

　　国际力量东升西降

　　中国把握历史机遇

　　“文革”后，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做了重新判断和估计，他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东西”和“南北”问题。“东西”问题就是东方和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问题，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南北”问题就是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关系问题，就是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他认为，和平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诉求。基于这个判断，邓小平认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至少短期内打不起来。有了这个判断，我们才能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转向改革开放。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经济发展方面，国际力量对比出现“东升西降”，世界权力重心也在向亚太地区逐渐转移。总体上来讲，在世界格局转换的过程中，我们把握住了机遇，妥善处理了各种关系。

　　一个重大的成就是经过十多年的艰苦谈判，中国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个对中国，对整个世界都是意义深远的。虽然谈判过程非常复杂，在各种挑战压力面前，我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化解风险，资源手段越来越多。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大大增强，我们在世界舞台上运筹帷幄的能力，真的是今非昔比了。

　　所以新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可以讲1949年到1979年这是一段，1979年到2012年十八大又是一段，这一段主要是承前启后。从十八大到现在，不到十年时间又是一个新阶段，这是一个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大国外交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习近平大国外交思想指导着我们的外交理论和实践。

　　“一带一路”立意深远

　　高举“合作共赢”大旗

　　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要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我们的外交政策理念是与时俱进的，从这个时候起，合作共赢就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中国外交实践中厚积薄发、水到渠成的一个自然结果提出来了，被确立为中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核心理念。

　　2013年3月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选择了俄罗斯，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了重要讲话，第一次正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他提出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类社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新概念。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中，各国之间的经济上的联系日益紧密，人文交流日益活跃，安全利益的交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另一方面，世界上地区冲突此起彼伏，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的相互交织，人类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前所未有，世界发展并不平静。

　　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空泛的口号，我们有一系列的具体政策主张。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亚，在哈萨克斯坦提出要以创新区域合作的方式来深化扩大同欧亚国家的合作，我们和欧亚国家要携起手来，打造现代丝绸之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立意深远，意义重大，反响热烈。紧接着习近平主席又访问印度尼西亚，放眼我们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

　　2015年3月，外交部、商务部、发改委正式向世界发布“一带一路”白皮书，具体说明“一带一路”的目的是把中国的发展同周边世界的发展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发展联合起来，是共同发展、合作发展、联动发展的一个倡议。“一带一路”成为我们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具体路径。

　　“一带一路”的主要任务是要实现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落实在具体项目上，就是要建设六大经济走廊。第一是从中国西部出去，进入中亚、西亚到北非地区，称为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往西一直到地中海，进入南欧，进入北非。第二是从中国向北进入蒙古和俄罗斯，由俄罗斯进入波罗的海地区，进入北欧，也可以进入东欧，这叫中蒙俄经济走廊。第三个走廊就是我们跟巴基斯坦的中巴经济走廊，从中国新疆喀什穿过整个巴基斯坦全境到达瓜达尔港，使我们的中部地区和印度洋直接连起来，我们过去走向世界主要是通过太平洋，现在要打通印度洋通道。第四个走廊是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我们从广西、云南出发，到达老挝、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第五个经济走廊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从中国云南出发，进入缅甸，由缅甸进入印度到孟加拉国。南亚大陆是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巨大的地区，因为它起点低、人口多、市场大。第六条就是新亚洲大陆桥经济走廊，从连云港出发，经过江苏到河南，然后到陕西和中国西北各省区，最后通过哈萨克斯坦进入中亚和俄罗斯。从河南往北去，经过河北到内蒙，通过满洲里到蒙古，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和中蒙俄经济走廊以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最后是合在一起了。这六大经济走廊计划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

　　“一带一路”的实施确实给周边国家带来了好处，带来了发展利益。在推进“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的计划中，我们利用国际资本金融合作，倡议发起了亚投行，并很快在2015年成立了，中国的动员能力、协同组织能力超出了国际社会的想象。

　　我们搞“一带一路”是推进中国与世界联动发展的一个重大举措，是我们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一个重大行动，也是一个长期计划。现在习近平主席主导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凯歌行进，有力保证了中国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这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共识。大家是命运与共的，未来发展是休戚相关的，必须捐弃前嫌，求同存异，寻找最大的利益切割点，寻找最大的合作公约数。

　　王毅外长近日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外交的灵魂，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基石，天下为公是中国外交的胸怀，公平正义是中国外交的坚守，互利共赢是中国外交的追求，外交为民是中国外交的宗旨。在这些思想原则政策理念的指导下，新中国外交从无到有，一步一步经过70年走到了今天。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政党，同时我们也是为人类进步做贡献的政党。我们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世界大国，未来为世界和平发展，为人类共同进步担负的责任，履行的义务会越来越多。　　　　　　 麦芒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