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成为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

　　双方为命名的事吵了3天，顾不上吃饭、睡觉。更让司徒雷登觉得荒谬的是，有人竟然提出应该取名叫“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已经有了一所“北京大学”，在司徒雷登的眼里，校长蔡元培把北大办得出类拔萃，北大拥有众多著名学者，他们出版书籍报刊，宣传进步革新，新文化运动搞得蓬蓬勃勃。北京大学这名字明明是中国人的，可现在这么个小学院偏偏也要叫北京大学，让司徒雷登觉得不可思议。

　　在司徒雷登的反复协调下，最终双方都同意起一个新校名，有位华人基督教领袖提出了“燕京”这个名字，这个美丽的词汇不仅象征着古代燕国的首都，而且在中文的语境中指的就是北京，这个提议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解决了这些矛盾后，司徒雷登正式宣布就职，成为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

　　前面说过，司徒雷登刚接管燕京大学时可谓一穷二白：校舍简陋狭小，挤在民居中，没有发展空间；办学经费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要是没有新的资金注入，别说发展，连维持都很困难；师资严重缺乏，学生素质低下，俗话说，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没有好的师资，又怎么能吸引好学生，怎么能把燕京大学办成中国一流大学呢？

　　而所有这一切，关键都取决于钱。

　　司徒雷登初任校长就向校董事会提出不参与筹款工作，可是在副校长哈利·鲁斯奔走了两年，所筹的资金却只能勉强维持燕大的开支时，司徒雷登亲自披挂上阵，开始了漫长的筹款旅程。

　　历时数年的筹款过程是极其艰难的，司徒雷登在日记中写道：“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不断奔走于北京和纽约之间，做着非我所长的工作。在中日战争前，我先后10次回到美国，那真是一件长期而艰难的工作。”

　　除了回美国筹款外，司徒雷登也盯上了中国政府官员的腰包，在傅泾波的协助下，司徒雷登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在中国官员中广交朋友，想从他们那里得到资金上的支持。

　　当年，东北三省还是张作霖大帅的地盘，为了筹款，傅泾波与司徒雷登专程前去拜见。张作霖个子不高，但长得眉清目秀、小巧精干，异于那些长得人高马大的军阀。他坐在高高的龙椅上，两旁都是佩着盒子枪的卫兵，平添了几分威武。张作霖很有耐心并饶有兴趣地听完了司徒雷登关于燕京大学的办学设想后，十分恳切地对司徒雷登说，你办的教育事业本来应该中国人自己做的，但你做了，我十分感激。张作霖当即决定捐资5000大洋，以后，只要司徒雷登开口，张作霖总是毫不推脱慷慨出手，并把自己的一个儿子张学曾送进了燕大。

　　孙传芳当时是“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的总司令，他对司徒雷登的游说不以为然，还问司徒，为什么外国人要来中国教育中国人。司徒雷登耐心地告诉孙传芳，文明是没有国界的，如果世界文明交汇在一起，就能对彼此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而至于他为什么要在中国办学，目的就是要携手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起努力，开创新的文化。

　　显然，孙传芳对这些并不感兴趣，当场只捐了100美元，后来也不知怎么脑子开窍了，给了燕大2万大洋，也把自己的一个儿子送来燕大上学。

　　此外，傅泾波还陪伴司徒雷登拜访了阎锡山、冯玉祥、吴佩孚、李宗仁、韩复榘、宋哲元等当时的实力派人士，并多次赴美协助司徒雷登为燕大筹款。对傅泾波在燕大筹款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司徒雷登是这么评价的：“在中国，要想坐得安稳，就必须要广泛拓宽人际关系，泾波很快就察觉了我的心思，主动提出帮忙。他经常放下自己手头的工作为我四处奔走。在他的协助下，我们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上至满洲，下到香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那段自由的时间内还走访了重庆和其他很多地方，一开始就来了个开门红，成立了捐助基金会。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为燕大创造了难以估量的价值。”

　　以后，司徒雷登又争取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每年的6万元经费，以及从“庚子赔款”的退款中每年增拨的1.5万元经费，使燕京大学成为20所政府财政补贴的私立大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