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赛星课题组基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自然环境及项目本身构建风险指标体系绘制了一个“风险地图”：对于中国工程，非洲和中东地区国家风险普遍较高，东南亚国家的风险相对较高；从二级风险来看，非洲国家和地区的各类风险、东南亚国家经济风险、南美国家法律风险较高；结合“一带一路”国家看分布，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存在政治风险，中亚、南亚更多是存在经济风险。

　　正是这些“风险”的存在，常使得重大基础设施参与方忽视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其社会责任履行的诉求，从而引发一系列超越工程本身的社会问题。曾教授指出，履行社会责任对中国工程走出去，甚至“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顺利推出至关重要。反思这些年中国企业在国外的表现，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因为与当地社区关系处理不佳、环境保护不周、损害员工权益等社会责任缺失的问题而导致了巨额的经济亏损，并给企业乃至国家声誉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重大工程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非常大，公共资源消耗与环境影响的冲突较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冲突也很强烈。曾教授表示，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社会责任是其参与方（利益相关者）为实现超越其自身的社会福利而履行的责任。他进一步解释，在工程前期，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而在项目实施过程当中，要求所有参与方履行传统的经济以及法律责任、伦理以及慈善责任外，还要考虑政治、就业、诚信、社会稳定与进步等内容，并关注杜绝腐败、防灾减灾、消除贫困等一系列问题。“工程实施前期的信息披露、公众参与等如果做得不到位，那么整个工程后期影响也会非常大。”

　　曾赛星教授指出，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社会责任的履行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公众等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政府职能、非政府职能两者互相共存，才能使得整个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得到改善。

　　本报记者 易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