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杏生创办公利公司的同一年,在当时上海滩大名鼎鼎的犹太商人沙逊的指使下,英国人阿诺尔特以租界公共交通不足的理由,向工部局申请开辟公共汽车公司。第二年,阿诺尔特以额定资本100万两、实收47.5万两,根据香港政府公司法登记成立中国公共汽车公司,在上海开辟了外滩到静安寺的线路。1924年10月9日,6辆公共汽车上线。之后,公共租界内的公共汽车路线陆续增至14条,1925年进一步达到30辆。不久,该公司在上海开辟定点线路12条,专线4条,总长度达到105公里,所用车辆均是从英国进口的二手车。
到了1931年,沙逊直接接管英商汽车公司后,车辆进一步大量增加。到1941年车辆已经达到195辆,其中甚至还有57辆双层车,员工人数也从起步时的几十人增加到2600人。直至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日本人抢走了沙逊的经营权,接管了英商公共汽车公司。1942年1月10日,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宣布停业。
在当年张爱玲的小说中,公共汽车占有一席之地。比如在讲述绫卿与同学许小寒的父亲峰仪畸恋的小说《心经》中,提到了绫卿的家——“住在落荒的地方”,如今估算下来,大约就是杨浦与虹口交界之处。小说中,小寒在暮色苍茫之际,赶一部公共汽车到了这里。可见当年的上海公交已经成了体系。
熬过最困难的时期
上海市档案局的资料显示,解放初期,上海公交线路共44条,运营车辆934辆,年运客量2.37亿人次。换言之,经历了抗战、解放战争后,上海的公交线路十多年没有发展。
回顾这十多年,从“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日寇侵华导致上海公交系统遭致极大破坏,到1938年11月,日军成立华中都市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基本上垄断了除法租界以外的上海公共交通。抗战胜利后,当时国民政府上海市公用局设置上海市公共汽车公司筹备处,以及之后的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筹备委员会,随后先后新开辟线路10条。
然而,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时,筹备委员会仍是筹备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代表接管了这一筹备委员会。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汽油短缺。公交广大职工以张德庆为代表,研制成功煤气发生炉,以煤气代汽油的白煤车,维持营运服务。
1950年3月,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成立。此时,英商、法商的公交类公司还未退出。至1952年11月,军管会征用英电,12月成立上海市电车公司。1953年11月,上海市人民政府代管法电,成立上海市沪南水电交通公司。
1954年9月,浦东地区的3家私营企业公私合营,成立上海市浦东公共交通公司。此后,其他民营中小型公共交通企业也被批准公私合营。
1958年7月,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简称市公交公司)成立,囊括了被征用、代管的英电、法电和公私合营企业,统一经营管理市内电车和公共汽车以及附属工业单位。当时,由于中国还无法生产公交车,市公交公司运营的,还是解放前留下来的舶来品——道奇等品牌公交车。但上海公交工人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已于1951年造出了全国第一辆无轨电车,1957年制造了全国第一辆国产公共汽车。渐渐地,国产车替代了进口车,英商大班预言的“上海未来将只剩轨道,而没有车”,终成笑柄。
那时候,薛理勇家住在虹口。他家弄堂口,就有一家汽车行。因为石油短缺,这家汽车行也开始囤炭。原本的汽车行老板,成了卖炭翁。至于市公交公司,有一段时间,连白煤车都无法正常运营。“最困难的时候,连煤气都短缺,只能去打沼气。无论市区还是郊区,都有打沼气的井。直到1960年代,才因为发现了大庆油田,初步改变油气短缺的局面。”薛理勇说。
熬过了因为帝国主义封锁而造成的最困难的时期,随着都市的扩展,上海的公交行业迎来了大发展。到1965年底,全市公交车数量已增至2282辆,是1949年的2.5倍,线路118条,是1949年的2.7倍。
新村造到哪,公交开到哪
在薛理勇看来,上海的公交大发展,是随着城市的拓展而来的。在解放后,许多时候,公交发展是随着新村建设而来。“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人的住房长期紧张。市里于是在郊区大力兴建工人新村等公房,这些公房距离市区的工作单位较远,于是就得开辟新的公交线路,甚至采用巨龙车。”
1965年,上海公交系统已在全市逐步形成了市区、主要工人新村同工业区、车站、码头间的通宵公共交通线网。
随着车辆的增加,公交车场站更替、建设也在提速。
提及场站,最早者系1905年英商在赫德路(今常德路)动工兴建的静安寺电车车栈,乃上海第一座电车停车场。解放后,又建设了一批车辆保养场,其中四平路公共汽车保养场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东亚最大的公共汽车保养场。改革开放后新建了多座大容量停车场,其中共和新路停车场是国内第一座双层汽车停车场,内江路停车场是国内第一座双层无轨电车停车场。1980年代兴建了漕溪路、南浦大桥、共和新路、鲁班路等大型公交枢纽站和一批郊县公交中心站,上海城乡出现了美观的公交候车亭。
岁月变迁,许多场站早已不在。比如兰心大戏院边上,曾经就是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后来用以兴建美美百货。最新的例子是沪西工人文化宫改建,其一侧的公交停车场也同时纳入改建范围。未来,随着轨交14号线从此地穿越,原来的公交停车场,将成为一个全新的公交枢纽。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新的矛盾与问题也油然而生。比如,1987年,上海公交首次出现了亏损,到1995年亏损已高达8个亿,而且“乘车难”矛盾依然突出。也正是那时候,从田林新村到杨树浦的401路开通。
“和新近开通的中运量71路一样,当初的401路,也是巨龙车,算是一条特别线路。那时候的公交车,最初的设计都是有许多座位的,但后来考虑到上班高峰实在太拥挤,于是改变了原来的设计,摈弃了许多座位,改成以站位为主。”薛理勇告诉记者,“当时,流行一部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电影中有吉普赛人的大篷车,于是上海人就将此类摈弃了座位的公交车,称为‘大篷车’。”
除了大篷车,当年的区间车,民间又称调头车。当年的相声里也曾调侃外地人来上海,坐上了“掉头车”。在薛理勇看来,无论是“大篷车”,还是“调头车”,都是公交调度合理安排的结果。“那时候,从郊区的新村到市区,上下班高峰确实拥挤,必须采取一些调度措施。就是今日里新开的中运量71路,不是也有区间车和全程车吗?”
为了改变公交亏损的局面,1995年12月,上海公交实施以体制、机制、票制为主要内容的“三制”改革。改革管理体制,撤销了公交总公司,将其下辖的13个公司营运企业全部实行独立核算。也正是那些年月,上海经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许多新建小区造在了外环周边。一些私营承包的小巴、中巴,起到了将之连接市区的重任。
1996年元旦,上海沿用了87年的公交月票被取消,实行了普票,打破了长期以来公交运营企业和司售人员吃“大锅饭”的局面,上海公交开始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之路。
之后,随着上海城市立体交通的逐步完善,私营小巴、中巴逐步重又回到了大公交的行列。诸如为解决地铁站到家“最后一公里”而生的社区巴士、为优化线路试点的“客运走廊”,乃至定制巴士等,皆应运而生。早在1999年,上海就有了公交优先的计划,而这一梦想,正在变为现实……
摘自《新民周刊》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