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在的知识、社会的改造，都是一种强大的制约力。受这种制约力的束缚是难免的，受各种欲望的束缚也是一个道理。生命固有的理性因素需要与客观真理的认知相衔接，铸为一体，从而变得更加强大，少受或不受其他之“役”，才有自由与尊严可言。生命内部所固有的那种向往，本来如此的追求和取向，会与种种制约力发生冲突。尊严是对自由的维护，而自由即是对各种束缚的摆脱。不被虚妄的知识以及其他外力所左右和改造的那一部分，并且与自然法则相通的部分，恰是真正自由的天地。“驱役无停息，轩裳逝东崖。”“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杂诗十二首》）陶渊明总要说到这个“役”字。

　　我们直接面对生命本身，去与陶渊明沟通。这样或许能够与他的诗章共振，听到他的心声，回到诗人的身边。我们可以思索：倔强和执拗不一定是表达了尊严，因为要看其是否来自“性本”。离开了这个基础，我们将不会理解何为尊严。诗人在日常生活的忙碌中，在无比厌烦的人事角逐中，都不能遗忘和忽视一种声音，它在角落里。有时候这声音尽管遥远但是持久，尽管弱小但是不绝。正是这种角落里传出的不能平息的呼唤，把他从世俗生活、群体生活里拖离了，并引导他继续往前，最后将他牵引到了那著名的五棵柳树之下，让其成为“五柳先生”。

　　我们曾经在街市口、衙门内和雅士们聚会的地方寻找诗人，他的身影只一闪就不见了。最后我们在五棵柳树下找到了陶渊明，也找到了快乐的本源。这五棵柳树过去是隐蔽的，不为外人所知晓的，现在则因为诗人而成为一个显豁的存在。诗人在这里之所以愉快，是因为他在这里寻到了“真意”。

　　还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以柳树为自己命名。他在诗文中写到的植物有许多种，而柳树和菊花似乎显得最突出，被后人提及的频率也最高。这两个意象或许更能够显示诗人的精神气质和个人追求。柳树这个意象，在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诗歌里面，自《诗经》开始大都用以表达“离别”。而陶渊明在这里以柳自况，似乎使这个意象发生了某种偏离。或许诗人在这里自觉不自觉地表达了自己的一种人生志趣：刚柔相济、顺势自然、质朴平易、存活率高。但愿这不是一种过度诠释。菊和柳作为花和树都是比较平凡的、普通的。它们都有旺盛的生命力，更属于田野而不是厅堂和庭院，算不得奇花异树。它们非常自由，浪迹自然，活得很是随意。像陶渊明这样一个人，如果真要为他找一种花和树作伴的话，还没有什么能比菊和柳更贴切。

　　有人以为居于堂皇之所，比如庙堂之上就算有了尊严，还有人以为拥有巨大资产就肯定有了尊严。为了获取类似的满足和得意，那些终生不渝的追逐者数不胜数。其实这种认识和感受不仅有着相当的虚拟性，而且由于远远脱离了生命本体而显出了十足的荒谬。说它虚拟，是指所有这些外在之物，都需要依赖他人而存在和形成，具有很大的临时性和即时性，几乎完全不由自己主宰和决定。财富是人类生活所需的物质积累，一旦超越了个体或某个群体的基本需求，对于人也只剩下了符号的作用。而且财富因为其不可长期保存的特征，使之成为相对价值而不是绝对价值，就个体而言只能是一过性的。

　　尊严是属于生命本体即精神和心灵层面的。这个层面产生和滋长的一切才与尊严密切有关。心灵的创造物如思想和艺术、具体而积极的劳动成果，都具有客观的永恒价值，是不依赖外力而独自存在的东西，它们的主要构成不带有虚拟性或指代性。

　　比如陶渊明留下的艺术与思想遗产，他的那片“桃花源”，可以一直存在于时间里，其本身价值是不变的，因为这是一个生命创造力的客观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