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小生活在一个四合院里，它坐落于干巷镇西首的花园弄内。住户有十几家，且好多家长为同事；与我年龄相仿的小孩有十几个。院里有两扇门，较大的一扇位于院子东南面，是进出院的主要通道；较小的一扇处于东北角，紧挨着我家。因条件得天独厚，故而北门上有我的好多“杰作”，诸如“门上有地雷、小心地雷”等警示语，还有拿枪的日本鬼子像等，都是用黑蜡笔画的。这些字画“作品”，曾得到众人的交口称赞。

　　那时电影不多，除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八个革命样板戏之外，总是不厌其烦地放映《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与《半夜鸡叫》这几部，我时常跟着嘴上常叼着香烟的米行老板钱瑞华的老婆马志英去看电影。因她说话有点结巴，话又多，所以院里的人不分老少都叫她“阿特特”，反而忘了她的本名。“阿特特”身高马大，心地善良，说着类似“滑稽王小毛”那样的带有明显外地口音的洋泾浜上海话，后来才知道那其实是平湖话。她唯一的女儿远嫁到江西南昌，因为身边没有小孩，所以她很喜欢我。当时电影院有“一个大人可免费带一个小孩”的规定，有时晚饭后她会特意过来和蔼地问我看电影去吗？不花钱就能看电影，我当然是极为乐意的。于是我就屁颠屁颠地跟着她去了电影院，从而把这几部电影都看得烂熟于胸。空闲之时、无聊之余，便手痒起来开始了“创作”，日积月累的结果是整扇北门的两面满是我的涂鸦之作。

　　小时候有组织的文化娱乐生活是枯燥与匮乏的，但四合院内自发的群众性文体生活倒挺丰富。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家隔壁的姜以初就会边梳洗边展示男生独唱；午饭时刻，父亲将那台降价买来的红灯牌收音机挂在门口，开始播放歌曲，到十一点半，我就准时收听播音员童刚的小说连播《万山红遍》等；放学后，小伙伴们在院中水井旁的水泥板上，用两块砖或竹竿甚至是扫帚一搁就打起了打乒乓，或者在院中的空地上用光板打羽毛球，随着球的来回，那撞击光板的“笃、笃”之声也富有节奏，煞是好听；傍晚时分，院外的蒋桂林会慢悠悠地踱过来，与我家隔壁的高仁昌医生下起象棋，还美其名曰“吃象肉”；前院的俞超老师将自己创作的文艺作品朗读给大家听，记得有篇反映地主分子破坏农业生产、将自家的鸭子赶进水稻田去吃秧的快板书中，有“嘴巴夹、脚板踏”的句子，尽管他的“干巷普通话”不太标准，但仍吸引了众人；他的弟弟俞强则常站在自家二楼的窗前面对干巷塘吹奏起悠扬、动听的笛声。不甘落后的帽子厂职工顾道英等文艺积极分子，也时常有表演唱。

　　每到周日就会拿出自己的“宝贝”——一只乌黑、长方形、很考究的小箱子，外面还有铜把手，里面井然有序地摆放着几十本连环画，有全套的《三国演义》；有描写抗日战争的《铁道游击队》《江心跳板》等，有反映破获美蒋特务的《海防线上》等，免费借给小伙伴们看。出借书之时，家里像开了个小书铺似的，让小伙伴们先根据目录挑自己喜欢的书，然后隔着窗户将书递给他们。上初中后，我参加了学校的小乐队，从我家飘出的二胡声，与萍芳的小提琴声、桂林的笛声此起彼伏，互相应和，成为当时院内一景。 

　　十日谈

　　老院子

　　我在这座有些神秘的院子住过十年，请看明日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