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源自“职业读者”的阅读

　　2013年3月，出身于教师家庭的毕飞宇走上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台，成为一名特聘教师。那时毕飞宇大概未曾想象，四年后辑录了自己在南京大学等高校课堂上与学生谈小说的讲稿《小说课》会带着原生态的露珠在2017年的春天绽放。

　　《小说课》的篇目确定很简单，即必须是经典，有广泛性。毕飞宇备课的时候对自己的定位是职业读者。职业读者的阅读显然有其特别之处。

　　“具体一点说，把自己假设成作者，主要是去找他的感受和思路。读小说是可以一目十行的，但是，写却不同，你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来，一个字你也不能跨过去。我是用自己写的心态去读的，这样我就可以抵达最细微的地方。”他觉得，作品的格局可以很大，但是，对写作的人来说，细微处没有了，一切就都没有了。大格局不是粗枝大叶，这个问题就像升火箭，如果你决定做一个格局宏大的火箭，然而，细部不讲究，它的结果一定是放鞭炮。

　　讲稿出版之前先在《钟山》上发表。有朋友看到毕飞宇的专栏，特地给他打来电话。问他：你把别人的小说分析得那么仔细，虽然听上去蛮有道理，但是，你怎么知道作者是怎么想的？你确定作者这样写就一定是这样想的么？

　　类似于“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毕飞宇诚实地回答说：“我不确定。作者是怎么想的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关心作者，我只是阅读文本。”

　　因此，关于各类经典作品，毕飞宇依然有话要说。 

　　贰  经典可以不断重读

　　毫无疑问，《小说课》是一本关于阅读的书。每一位伟大的作家都与阅读有着不解之缘。卡尔维诺则在时光隧道中，深情诉说阅读之于自己的意义：在青少年时代，每一次阅读跟每一次经验一样，都会产生独特的滋味和意义；而在成熟的年龄，一个人会欣赏更多的细节、层次和含义。帕慕克曾宣称：通过认真阅读小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学会了认真对待生活。

　　毕飞宇也毫不掩饰自己对阅读的热爱甚至依赖：“对许多人来说，因为有了足够的生活积累，他拿起了笔。我正好相反，我的人生极度苍白，如果没有阅读，我的写作抵达不到现在的层面。我基本上是靠阅读支撑起来的作家。”

　　他阅读经典小说，基本是不能用“阅读”这个词，对他来说这个词太正式，事实上他把玩的心更多：“我不玩古玩，我就把经典当做了古玩。我的重点不在看，而在摩挲，把宝物放在手上一遍又一遍的。我读经典是这样的心态，非常快乐幸福，能学习到什么不重要，我就是喜欢。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阅读方式。”

　　似乎很难想象毕飞宇如何“把玩”一部作品；更难以想象，他居然常常替别人“写”小说。

　　毕飞宇的“把玩”，舍得下功夫。有时候一页纸可能花半个小时，等他把这一页翻过去，才明白过来，自己的眼睛里并没有小说，而他早就沿着小说的场景岔出去了，沿着作家的描写对象按照自己的想象“飞”出去了。他也经常替别的作家“写”，比如替莫言写《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檀香刑》……他发现自己和莫言的区别远远大于重合，这恰恰是毕飞宇特别喜欢莫言的原因。也许就阅读而言，这个习惯并不好，但对于毕飞宇而言，这反而是别开生面的阅读方式。

　　在不断重读的过程中，毕飞宇对经典作品也不断有重新的认识和理解。

　　他认同“经典就是可以反复阅读”的说法。鲁迅的代表作毕飞宇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现在再读，仍然有新的发现，仍然能带来审美上的震撼。“我现在是这样看待经典重读这件事的，它在骨子里有一个年纪的问题。我们读经典的时候往往很年轻，二十岁来岁，可是，写经典的作家已经很成熟了，这个落差就会带来一个问题，阅读的理解力达不到写作的理解力，我们没有对话的能力。等我们也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的理解力长进了，这时候再读，这就有了对话的资格。这个时候你对许多字句就有新感受，甚至是标点符号。”

　　毕飞宇说，在重新理解的过程中，自己最大的收获是：谦卑。

　　叁  作家的美学素养决定一切

　　无论写作还是讲课，毕飞宇都特别重视美学。他总觉得，美学是作家的软件，无论你怎样运行，都是软件在工作。一个作家的美学素养决定了它的一切，简单是说，就是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是作家的维度。

　　而这一观点，与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代作家所受的文学影响与文化氛围密切相关。“正是由于这样的美学倾向，形成了60后这代作家的共同特征，我们的文体意识都得到了很好的发育。老实说，在艺术的准备上，我们都比较充分。余华、迟子建、格非、苏童、李洱、艾伟、东西、红柯，韩东，朱文，李冯，还有远在美国的李大卫，我很喜欢他们，我也是他们的读者。”毕飞宇说。

　　但是，在《小说课》所选篇目中，除汪曾祺外几乎没有当代作品。这是否意味着，在毕飞宇的心目中当代作品和经典之间尚有不可逾越的距离？

　　他坦率地说，当代作品讲得少是因为缺少自信。“讲过世的作家相对来讲更安全——这是玩笑话。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代文学里有非常好的作品，但它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经典，我们都不知道。”毕飞宇认为，经典的产生过程极其诡异，它需要内部因素，外部的原因也得具备，有些时候一部经典作品的产生可能是，历史给这个作家、给这个作品带来了特别的机遇。就作品本身而言，他认为当代文学已经具备了不少的杰作，许多作品的品相甚至比现代文学的经典更好，但是，当代文学的体量太大了，经典是一间小屋，它究竟能放多少东西呢？没有人知道。

　　肆  从我的作品中读不到颓势

　　毕飞宇有一个著名的理论:一个人只能做一件事。他说，乡下长大的孩子不需要读多少书就能懂很多道理，比如贪欲的问题。每年冬天他都能看到一个人拿剪刀到果树上剪枝，为什么要剪掉?剪掉之后，第二年桃子的数量会少，但是会更大更甜。结80个桃子和结200个桃子，养料是固定的，所以我们要学会给自己剪枝。

　　“道理人人都懂，就看你能否下得去手，因为你剪的是自己。我认为，剪枝是一个聪明的行为。大部分人只对今年感兴趣，剪枝是对第二年更有信心的表现。”毕飞宇就是一个敢于对自己“下狠手”的人。

　　2001年，毕飞宇37岁。当时每个省里都要有四十岁以下的人才库。在走行政和写作道路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如果当初人生改变了方向，2005年的《平原》和2008年的《推拿》一定还会有，但一定不会是现在这样。我自己可以评判。因为写的时候，就像在海里潜水，你的心往下潜，潜到多深，自己知道。越深、越静，说明这个作品越是可靠的，一个猛子扎下去反而是不可靠的。”毕飞宇说:“以我对自己个性的了解，不出意外的话，我估计是创作周期非常长的作家。”

　　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毕飞宇做事的执着与坚韧。当他第一次得鲁奖的时候，身边的朋友说：这家伙如日中天，这么年轻写出了代表作;1999年写出《青衣》后，又有人说这家伙如日中天。“现在看这些作品完全被我后面的作品覆盖了，现在都没人提了。《平原》写出来的时候，没有人再提《玉米》;面对《推拿》的时候，《平原》又没人提了。”毕飞宇说，他不从美学风格和写作区域去看待自己，“我只说，其实我对50岁之前的写作生涯非常满足，我没有虚度光阴，一直在努力，非常勤奋，心无旁骛，除了写之外没有干别的事情。我对写作这个职业的热爱没有减退。从我的作品中，你一定读不到颓势。”

　　毕飞宇的新书《小说课》是一本关于阅读的书。书中辑录了他在南京大学等高校课堂上与学生谈小说的讲稿。所谈论的小说皆为古今中外名著经典，既有《聊斋志异》《水浒传》《红楼梦》，也有哈代、海明威、奈保尔、乃至霍金等人的作品。如庖丁解牛式的解读中，毕飞宇将自己阅读过程中体会到的那些欣喜、感动、惊讶甚至战栗与读者分享。

　　什么样的小说在他眼里算得上好小说？一个挑剔的作家对另一位作家的解读定另有韵致。

　　采|访|手|记

　　渴望年轻人接近经典

　　毕飞宇是一个对文字很苛刻的人。认真对待小说里面的每个人、每一章，甚至于认真对待小说里的每句话，是毕飞宇早年经历切肤之痛得出的经验，并成为他坚守的信条。因此，毕飞宇大概是一个与作品修订版“绝缘”的作家；也因此，毕飞宇的眼光值得信赖。他说，有时候他把小说看得很重，足可比拟生命。有时候他也会把小说看得非常轻，当它是玩具，一个手把件，他的重点不在看，而在摩挲，一遍又一遍。正是在一遍又一遍的“把玩”中，他真正地接近了经典。

　　因此，《小说课》这部作品的完成，在毕飞宇的写作过程中有着独特的意义。往小处说，小说课满足了他喜欢聊小说的欲望；往大处说，他觉得自己承担了老作家的一个责任。“年轻人是不是认可我，我不知道，我无权决定，但是，我尽到了我一厢情愿的责任，一个南京大学的教师的责任。”他渴望年轻人更接近经典一些，像他一样地摩挲和把玩，因为“拿着望远镜去阅读小说，我们很可能什么都看不见”。 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