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本市的妇联组织、工会组织纷纷介入其中，从为职工家庭分忧解难出发，鼓励各企事业单位开办内部职工托育点。各区也在积极行动，倡导社区资源参与到托育服务中来。然而，据记者连日调查，包括企事业单位在内的社会力量，在举办托育点时又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还会遭遇许多政策瓶颈。缓解入托难的“最后一公里”尚需努力。

　　家庭托育 

　　不应是监管盲区

　　在国外，一个叫作“Family Day Care”的民间组织已开始悄然流行，翻译成中文就是家庭日托服务。其形态有点类似团购，就是几个家庭的孩子白天共同寄养在一户家庭里，由这个家庭的家长照料所有的孩子，或者合伙请一个保育员来照料，让孩子们一同吃饭、一同午睡和一同活动。这种形式也与中国古代的私塾颇为相似，只不过私塾是读书的地方，家庭日托是提供幼儿保育的场所。

　　倪女士从上海移民悉尼多年了，前年她的二女儿出生，但她又舍不得辞掉好不容易才在会计事务所谋到的职位，只得在休了大半年产假后，从小区的网站上找到了一个家庭日托服务点。这个家庭里每天共寄养了五名孩子，加上自家的一个儿子，四男两女都不足三岁，最小的才10个月。管家夫妇都是亚裔，老公本身就是物业经理，每天没有业务活动时基本上都是在家帮着妻子照管六个孩子，另外还请了一位厨师并兼做打扫卫生。倪女士说，网站的介绍里亮明了这户人家的资质，因为在当地要申请“Family Day Care”也是需要经过一定的审批程序的，申请者首先必须取得Tafe（职业类学院）的幼教资格证书，而且对住家的居住条件、安全卫生也有一定的要求。

　　那么，“Family Day Care”模式可否移植到申城呢？答案或许是“不”，因为方方面面的制约会比较大。家长卢女士最近也在为两岁半的儿子找个托幼机构而烦恼，但她直言，如果周围也有家庭日托，是不会把自己孩子送过去的。“我观察了一下，也上网搜了相关的情况，发现家庭日托点一般没有候补照护者，一旦这家的主人生病了或想要休假，就没有人可以照顾孩子了，还有可能把疾病传染给孩子。还有，这些办日托的家庭基本上都是自己有个学龄前孩子，家长一个孩子是管，一群孩子也是哄，但我仍担心他们对自家孩子和别人家孩子的照顾会有厚薄之分。”她说。

　　但家庭日托服务的优点也是相当明显的，让孩子在家庭氛围里获得与同伴一同生活、玩耍和交流，远比独自在家由妈妈或保姆或祖辈带养要好。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周念丽认为，关键是这样的家庭式托儿服务也不能游离于政府监管的视线，比如，举办家庭的环境、使用玩具的安全程度、提供食物的卫生状况，特别是看护者的教育水准和心理情况等，都不能一片模糊或干脆没人管没人问。

　　社会办托

　　普遍存在难达标

　　目前全市的幼儿园基本上都已饱和，能开设3岁前托班的幼儿园寥寥无几。“哪里有托班？”成了不少年轻父母十分焦虑的事情。前段时间，为缓解入托班难，上海市总工会表示，将开展《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工会如何推动解决婴幼儿托幼问题的研究》调研，研究如何利用工会资源，推动有条件的园区、企事业单位建立托幼机构或设施，以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同样，上海市妇联也已启动了相关工作。去年年底，一项由全国妇联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不想和不确定生育二孩的家庭占比79.5%。上海市妇联的调查也显示，高达86.5%的家庭把“没人照管”列为生育二孩的主要顾虑之一。

　　不可忽视的是，上海现在3岁之前幼儿托育难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托育资源短缺现象严重。据调查，目前全市集体办和企事业单位办的独立法人托儿所仅39个。在对基层情况的调查中，市总工会发现，有些育龄职工集中的单位已积极想方设法自筹资金、自辟场地开办内部职工子女托幼班，相当受欢迎。

　　今年初，本市已开始筹建新的托幼点，每个中心城区建两个，郊区各建一个，全市共计达到26个新增托幼点的规模。举办单位已经表示，选址上要求必须设置在建筑的一楼，通风、采光、照明得符合相关标准，有独立的儿童厕所，总建筑面积不小于200平方米，人均面积不小于10平方米。此外，各托幼点还必须配置固定电话，还必须有冰箱和卫生保健箱，食品加热、清洁消毒等基本设备也要配齐配足，幼儿用桌、椅、床及各类玩具都须符合安全、无毒的标准。

　　但记者在采访中也听到，这样的托幼儿点建设水平，至少在目前仍存在一定的“政策”掣肘，发展之路仍举步维艰。据某区教育局学前教育科负责人介绍，如果严格考量，这批托幼点或都与现行标准存在距离。因为，本市目前的托儿所建设标准仍是按照2005年版《上海市普通幼儿园建设标准》执行的，其中对园址选择、采光、绿化、内部设施都有严格要求：必须按保育、教育、游戏活动、生活等不同功能进行分区；室外游戏场地应保证有一半以上的活动场地面积在冬至日的日照有效时间不少于2小时；分班专用游戏场地面积每班不小于60平方米；绿地率浦西地区内环线内不得低于30％，浦西地区内环线外、浦东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不得低于35％。“这样看来，由企事业单位、社区举办的托幼点，要在硬件上达标还很难，甚至不太现实。”这位负责人表示，正因为有“标准”卡着，所以，本市教育部门较难在审批新办托幼点上放宽和放松，现实的情况是“谁举办认负责”。

　　政府帮衬

　　准入门槛可降低

　　那么，新增托幼点作为一件民生实事，能否多点绿灯，少些制约，把准入门槛放得低一些呢？业内人士认为，这需要政府部门的统筹协调，更需要从解决幼儿家庭燃眉之急的角度，让这样的事实真正落地。

　　据记者了解，幼儿家长现在的基本态度多为“送子托育心切”，对托幼点的硬件，特别是场地大小、是否有独立院落、绿化面积占比多少等，并没有太多的“标准概念”，如果审批和管理部门死抠2005版幼儿园建设标准，反而会自缚手脚。去年，上海市教委信息中心学前教育信息部曾组织开展了一次市民心目中的“家门口的好幼儿园标准征求意见”活动，最终结果是，市民关注的“好幼儿园”标准还是聚焦在保育质量上：一是教职员工好，具备良好的师德，尊重幼儿，有爱心、有耐心、有责任心，教育孩子有方法，注重激发孩子的兴趣爱好；二是孩子好，孩子乐于入园，具有良好的日常行为习惯；三是园所好，硬件设施安全、卫生、实用，室内外温馨舒适，玩教具能满足孩子的需要，能体现办园特点；四是服务好，幼儿园注重家园互动，教师能主动与家长交流幼儿在园情况，可以满足家长和孩子的个性化需求，适当帮助家长解决后顾之忧；五是离家近，接送方便，节省时间。孩子可以多一点睡眠时间……

　　“能否请政府部门适当帮衬一把、准入门槛适当调低一些，让社会力量举办的托幼点能够健康生存下去并得以良好的运行。”对于这样的呼声，周念丽提出，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由企事业单位和街道社区开设双职工孩子托儿所，或许是当下的一个应有选项。现在由妇联牵头在全市各区举办一批托幼点，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好事要真正办好，更需要群策群力，众人拾柴火焰高。硬要套用现有的标准，规定多少平方米的场地才达标，相当多的企事业单位肯定会捉襟见肘，从而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标准放宽一点，场地这样的物理空间并不会是个大问题，上海各个社区都有活动中心，在其中辟出一块地方来办托育服务，应该还是可以做得到的。至于师资力量和教育活动，可以由政府教育部门制定一个教养计划和大纲，各区现有的公立早教中心完全可以承担起巡回指导的任务。社区里刚刚退休的“年轻老人”也可以吸收进来做保育工作的志愿者。

　　首席记者 王蔚

　　记者手记

　　换个思路找良策　公办民办一起上

　　“‘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以后，每年估计要新增300万名儿童。同时，我国规划1亿人口由农村进入城市落户，这给学前教育带来了新挑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胡卫近日在进行了相关调研后忧心地说，能否换个思路来鼓励社会力量多多参与到学前教育的办园办所中来。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的问题是，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社区单位，他们对举办托幼点大多心有芥蒂，最主要的就是怕“条件不达标”。胡卫对记者表示，虽然发展学前教育的主体责任在政府，但是不等于要由政府来包揽办学，学前教育的公共服务完全由政府提供既无可能又无必要。如果发展学前教育仍沿用传统的计划体制办法，公共资源很可能被无效或低效消耗，并造成民众在学前教育服务上的获得感和政府财政巨大投入的不匹配。所以，各级政府要以改革的精神来推进学前教育发展，努力构建公办和民办共同发展的格局。

　　的确，从现行标准来看，企业不太可能完全具备开办幼儿园的条件。据悉，上海正在鼓励符合条件的境内单位、组织或个人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合法合规承担社会责任，为广大家庭提供托管服务和学前教育。目前各区县也有很多好的做法鼓励支持有能力的社会组织或个人举办民办托幼机构，如有的区县给予生均经费补贴，有的区县根据机构的公益程度酌情免除租金和税费，也有的区县提供民办托幼设施设备与玩教具的支持。

　　有业内人士提出，在共办托育机构的问题上，应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积极作用。在市级层面，应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共同推动0至3岁公共托育法规政策与标准的制定，逐步完善支持托育服务业发展的建设标准、管理规定、税费政策、政府购买服务的财政补贴政策、加快保育员队伍发展的政策等。此外，政府还应鼓励、吸纳各类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探索机构办托、企业办托、家庭办托等多元模式，从而建立起覆盖人群广、服务层次丰富、供给渠道多样的托育服务体系。　　　　　　 首席记者 王蔚

　　现场调查

　　携程宝宝：和爸爸妈妈一起“上班”

　　从去年2月起，虹桥临空园区内，总有一群两三岁的小小孩童每天准点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上班、下班，园区内的绿化空间，则时常见到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做操、散步、晒太阳。作为依托互联网企业打造的托育公共服务项目，由长宁区妇联牵头打造的“携程亲子园”为携程旅行网的年轻爸妈们解决了后顾之忧。

　　第三方托管

　　专业课程保障

　　蓝天、白云、卡通人物……在临空园区12号楼，室内面积约800平方米的携程亲子园为整个全区增添了一丝愉悦的色彩。墙角处的软包、安全护栏“高高在上”、以防孩子触摸的电源插座等细节设计、幼儿专用卫生间、图书角、保健室……细节处的设计和幼儿园并无二致。海报栏上，则清楚地张贴着每日菜单、每日课程、老师和保育员的资质证书。

　　携程人力资源总监邵海晟介绍，为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公司将原本用于出租的底楼商铺用作建设亲子园。“除了数百万元的装修成本，商铺每个月十几万元的租金损失以及教师人员成本，对于公司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投入。”

　　邵海晟介绍，亲子园招收18个月至三岁的宝宝，每个孩子收费1600元。为了配合父母下班时间，亲子园上课时间从上午8:30至下午18:30，孩子们可以吃完晚饭再回家。提供的餐食和点心，则是员工餐厅为孩子们特意开的小灶，以符合孩子的营养需求和咀嚼习惯。

　　记者看到，孩子们按照年龄，每半年为一个班，每班不超过25人，分成云朵班、月亮班、星星班和太阳班等4个班级。每个班级配备两名老师和一名保育员。员工遇上有急事，也可向亲子园申请，临时将已经上幼儿园的孩子插班托管。专用活动室内，月亮班的孩子们正忙着把自己涂色的苹果，一个个挂在KT板做成的“苹果树”上；太阳班的孩子，则跟着老师做起了体操。记者了解到，为亲子园提供课程的是静安区锦霞教育咨询教育有限公司。亲子园负责人钱堃介绍，从2010年起，锦霞开始和静安区部分街道合作，为居民开始早教服务和亲子课程，而接受企业“订单”，设计全日制课程，还是头一遭。“我们不仅要求老师要有幼儿教师资格证，还必须有育婴师证，才能对小年龄的孩子负责。”钱堃说。

　　带孩子一起上班

　　全家交流时间多了

　　8时刚过，亲子园开始了一天的忙碌。看着儿子芸熙接受完晨检，牵着老师的手走进教室，商旅预订部的仲女士放心地住转身走向隔壁的写字楼。仲女士和丈夫都是新上海人，芸熙两岁半了，之前一直在徐州老家由外公外婆照顾，自己只有节假日才能见到儿子。这学期一开学，她把儿子接回了上海，来到亲子园就读。仲女士告诉记者，除了一开始因为不适应哭了三四天，儿子很快就适应了亲子园的生活节奏，每天出门，就把“妈妈上班，我上学”挂在嘴边。而更令夫妻俩感叹的是，一家三口，终于可以在这个打拼的城市团聚了。

　　“以前孩子没醒我们就上班，等我们回到家，孩子也差不多要睡觉了。”家住浦东金桥的机票研发部章女士说，虽然单程路上时间要花上一个钟头，但是，带着儿子刀刀一起出门，三口之家的沟通时间明显增多了——坐在车上吃早餐，唱儿歌，一家人有说有笑，让生活多了亮色。

　　酒店部工作的沈女士第一时间秒杀了亲子园的名额，儿子睿睿也成了亲子园照管的第一批幼儿。“在家里，只有老人或者阿姨陪着他看动画片，时间久了也会没劲。”沈女士说。他们夫妻俩同在携程工作，亲子园就在自己隔壁楼，爸爸参与家庭教育的热情明显高涨了，还竞选当上了家委会成员。“以前，我们想跟孩子玩游戏，但是不知道玩什么，现在经常是爸爸接送孩子，和老师联系，老师教的游戏现学现玩，每天回家都和儿子有好多共同语言。”沈女士说，儿童节、圣诞节，爸爸妈妈们走出办公室，就能立刻投入孩子的欢庆活动中，家庭成员间的纽带，系得更紧了。　　　　　　 本报记者　陆梓华

　　业内观点

　　期待相关法规护航

　　“企事业单位开办托幼服务肯定是好事。”徐汇区紫薇实验幼儿园园长张爱莲认为，对于大部分身体健康的孩子来说，集体生活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她介绍，从2008年至2012年，紫薇幼儿园曾经探索开设18个月龄起的“宝宝班”，执教的教师必须具有育婴师资格证。跟踪调查发现，这个班级的孩子在语言表达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动作协调性和环境适应能力方面，都显示出优势。

　　另一方面，张爱莲强调，针对3岁以前孩子的托管服务，对师资的要求更高。从孩子的生长发育规律来看，3岁以前的幼儿社会性不强，更多是通过个体的动作来探索世界，他们尚无明显的集体意识，而是独立的自我。因此，需要看护者了解每个孩子不同的个性特点，进行个别化的关注。此外，由于孩子年龄较小，更容易受到外界的伤害，语言表达能力也有限，因此，对托幼机构的环境条件和安全系数要求更高。

　　从目前情况来看，尚无相关法律规范对企事业单位开办托幼机构的资质、场地、师资水平等进行具体规定。记者查阅资料后发现，企业开办托幼机构，如果依据市教委发布的《上海市幼儿园建设标准》，显然又很难达标，尤其在户外活动场地这一块来说，对企事业单位来说更是捉襟见肘。

　　“并不是说提供一间房间，随便安排几个大人照顾就好了。”张爱莲说，要把好事做好，需要的是专业和规范，否则反而会给孩子带来意外伤害。

　　本报记者 陆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