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视为知己

　　此时，王星斋在杭州的作坊也搬到祖庙巷，雇工人数多达五六十人。“王星记”扇庄与生产著名黑白花扇的“张子元”扇庄、“舒莲记”扇庄，并称为杭州扇业的三大名庄。所谓“精工出细货，料好夺天工”。王妻陈英铲贴的泥金“满斗”式花扇，风格独特，曾被选为“贡扇”，受官绅文士喜爱，由此名声日益扩大，京津一带前来定货者络绎不绝。像北京的荣宝斋、天津的华锦成，都是王星斋多年老客户。在此情况下，1901年王星斋在北京杨梅斜街正式设立了“王星记”扇庄。

　　此外，1893年前后，王星斋在上海城隍庙开设一个季节性小扇子店（后迁至南京路），作为“试水”。

　　后来，王星斋在北京病逝，陈英带领幼儿王子清继续经营扇庄。民国18年（1929年），在杭州太平坊大街开设店面，改名为“王星记”，并以“三星”商标注册。民国26年，“王星记”由杭州迁来上海，推出檀香木为原料的檀香拉花绢面女式扇，绢面上描绘西湖风景，标以“西泠”“双峰”“玉带”等雅名，畅销国内外。后来从香港购入檀香木，委托苏州等地工场加工监制成檀香扇运销香港，名声大噪。为适应社会名流、文人雅士和戏剧、舞蹈等需要，发展了名家书画扇和曲艺、舞蹈扇。“王星记”被公认为“扇子大王”。

　　此次船上巧遇，应该是“王星记”事业发展正需用钱之时。钟老先生眼光尖锐，凭他几十年商海沉浮的独到眼光，决定贷款给他们这两位不相识的客户。母子两接受贷款之后，果然事业大有起色。后来，这位“王星记”的女当家就把自己的长女许配给钟老先生的儿子作为报答。

　　然而，这桩婚姻可以讲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双方父母都认为是门当户对，男方是银行家的公子，女方是名闻海上的商家女儿。令双方父母没想到的是，钟老先生的公子已经有了心上之人，那就是自己在复旦大学的同学。不过，当时的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作为小辈，如果不遵父母之命，那可是“大逆不道”。所以，虽然结婚了，钟老先生的公子（张洵澎的舅舅）一直不开心。

　　不仅男孩如此，女孩子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钟老先生的小女儿，也是由父母做主，嫁给了金融界同业者的公子。这叫“联姻”，因为双方孩子的姻亲，可以为双方带来最大的利益。尽管女儿（张洵澎的姨母）不愿意也不能改变什么。

　　唯一美满的婚姻，就算钟老先生的大女儿钟福梅了。钟福梅可以称得上是西施的后人，一个标准的美人。张家的二公子张遇冬先生也是一表人才，不仅相貌好，身材好，而且举止儒雅，气质极佳。先前也有好几家来给张遇冬先生说媒，都是诸暨城里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张家都没看上。

　　这时候，钟家的姑娘钟福梅出现了。她身上遗传着西施故里美人的基因，同时又因为从小跟随父亲，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所以被张家看中，也被张遇冬先生视为知己。高中一毕业，张遇冬先生就被双方父母要求结婚了。

　　这次，为了儿子的婚事，张老先生亲自赶往福建，挑选商品，购置了满满一列车的瓷器，从福建满载而归。谁知道，在回归途中，遇到了侵华日军飞机的轰炸，一列车的货物全部炸毁。这一变故，使张家人上上下下都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深仇难忘！

　　同样，钟夏生对于长女的嫁妆，也是精心准备——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所有东西都要最好的：在钟福梅的嫁妆中，锦绣缎被描龙绣凤、光滑耀眼，就连棉胎，也是用的最高级的，是当时制造子弹中的优质棉——钟老先生的“大手笔”由此可见一斑。

　　漆器是“十里红妆”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为此，钟先生特地赶往福州采购的。福州脱胎漆器是具有独特民族风格和浓郁地方特色的艺术珍品，与北京的景泰蓝、江西的景德镇瓷器并称为中国传统工艺的“三宝”，享誉国内外。当时，木胎漆器人物有寿仙、渔翁、弥勒、观音、关公、财神、土地公等，另有烟具、茶具、餐碗、盘、碟、罐等，能观赏、又实用，销路也好。所以，一直是张池香老先生经销产品中的紧俏货。